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现状与完善/李晓庆
时间:2024-06-30 14:30:46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755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理论上，关于交通肇事罪的定义一般都是依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来表述的，该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立法的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可以说在我国现行刑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是适用最为频繁的一个罪名。当前由于机动车数量的激增以及人们出行的频繁，交通肇事罪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而鉴于司法实务界和普通群众关于交通肇事罪认识的一些误区，笔者期望籍此改变人们错误的认识，以加强人们对交通肇事罪的认识。
一、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现状
1.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分三档，分别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我们知道交通肇事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一，其所侵犯的共同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财产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在现实生活中交通肇事罪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比较大的，这是由于其特殊的客体所决定的。然而，其法定刑在逃逸致人死亡如此惨重的后果面前依然是15年有期徒刑，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过于轻微。在现代社会，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节奏加快，有部分人为了放松，就经常相约在公共道路上飙车，不顾他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种完全忽视他人生命与财产的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而不是对他们的交通肇事行为加以同情，仅处以如此低的刑罚。
2.“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后逃逸行为不仅破坏了交通事故的现场，往往还使得在肇事中受伤的人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护以致伤重死亡，还会使本可以避免的损失因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致使公私财产的损失扩大。因此对肇事后逃逸行为规定更重的刑罚是与罪刑相一致的原则相适应的，也是严厉打击这类犯罪所必需的。
3.“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笔者认为，要成立“因逃逸而致人死亡”这一要件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其一，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有逃逸行为；其二，发生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如果被害人由于他人的救护而幸免于难的，即使肇事者有事后逃逸行为，亦不适用该款。其三，被害人的死亡和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其四，“因逃逸致人死亡”必须以逃逸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
4.交通事故造成公私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构成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解释将财产损失数额限定为“无能力赔偿数额”，据此，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不管交通肇事行为造成何种损失，只要行为人能够赔偿，便不成立犯罪。司法解释的如此规定，显然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5.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笔者认为，逃逸行为虽然是故意的，但逃逸行为不能构成刑法上的任何犯罪，逃逸行为只能被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加重情节。根据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这是我国法律关于共同犯罪的明文规定，当前理论界对于共同犯罪只存在于共同故意犯罪已基本没有了分歧，而最高院的这一解释明显是与刑法关于共同犯罪问题不相符合的。
二、对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完善
1.适当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对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处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对交通肇事犯罪惩处力度明显是不够的。一方面当今社会，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居高不下，这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安全产生了极大威胁。另一方面，一些恶意交通肇事者置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因此笔者强烈建议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加大对交通肇事行为的处罚力度，为社会创造一种祥和安全的公共交通环境。
2.改变关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认定，明确逃逸行为即为交通肇事行为人肇事后，不及时救助被害人，只要行为人有不救助被害人的情形就可以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根据有关司法解释，“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的主要责任者逃离肇事现场，没有立即帮助救护受伤人员，采取防止损失扩大的必要措施，其核心在于没有及时救助被害人，而不是最高院解释的“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换言之，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是不具备期待可能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刑法》中设置自首制度，期待犯罪嫌疑人主动向追诉机关自动投案。
3.撤销关于交通肇事罪认定“无能力赔偿数额”的规定，把“无能力赔偿数额”作为法院量刑的情节而不是作为定罪依据。
司法解释中将财产损失限定为“无能力赔偿数额”的规定是极其不合理的。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可知，只要交通肇事行为人肇事后能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基本上就可以免除交通肇事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这种解释明显与人们的司法认识是不一致的。法律的生命在于维护和体现社会正义，而如果将金钱作为衡量犯罪的标准，这显然是难以让国民接受的。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如果任由犯罪行为人以金钱作为“弥补”其犯罪行为的过错，这将严重伤害人们的法律感情，破坏正常的法律秩序。虽然，对被害人进行赔偿能极大的消除被害人对社会的不满与安抚被害人收到的创伤，但是司法解释的类似规定明显是与先带司法精神不相符的。
4.撤销关于交通肇事罪中的共犯认定。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一规定明显与我国《刑法》25条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相悖，可以说这是笔者所不能接受的。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这种行为完全可以认定为窝藏、包庇行为，以窝藏、包庇罪定罪处罚。一方面，刑法关于窝藏包庇罪的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鉴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的行为相对来说危害较小，其只是指使，应该说其指使行为构成刑法总论中的教唆行为，对其处以10年有期徒刑足以遏制类似行为的再发生。另一方面，如果将其指使交通肇事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这与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是极其不相符合的。因此笔者建议将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客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行为认定为包庇罪，而不是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这种处理将能较好的解决刑法总论中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以及对类似行为的打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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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程荣斌 姜小川.刑法案例·法规·试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河南省新蔡县法院 李晓庆
15893980223
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量刑调控
——兼论“醉驾不一律入刑”的司法正当性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实务中主要通过量刑环节落实和体现。《刑法修正案（八）》施行以来，由于危险驾驶罪属于较轻刑犯罪，其最高刑罚为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且没有规定裁量幅度，导致各地法院量刑不一，司法公正遭受社会舆论的诟病。为此，在期待最高法院制定统一的量刑指导意见的同时，笔者主张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控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并推动其均衡化，实现《刑法修正案（八）》的预期目标。
一、醉驾入罪量刑失衡的检讨
《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该款确定了危险驾驶罪的两种情形：追逐竞驶机动车和醉酒驾驶机动车。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前者发案率比较少见，后者已成为常见和多发性犯罪。故本文主要以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司法实践为考察对象，分析检讨其量刑失衡的主要表现。
1、与交通肇事罪相比适用缓刑不均衡。醉驾型危险驾驶罪是行为犯，该罪不以发生严重危害后果为前提。从法条上理解，醉驾既可能是危险驾驶罪的实行行为，也可能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前行行为。两罪的区分在于驾驶者行为是否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若醉驾型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人员伤亡等危害后果的，则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罚。由此可见交通肇事罪重于危险驾驶罪。但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交通肇事罪的实质性处罚并非都重于危险驾驶罪。自“醉驾入罪”以来，全国各地审结了多起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判决结果的缓刑率普遍较低；而相对较重的交通肇事罪，如果被告人认罪态度良好，能够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并且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法院大多处以缓刑。以镇江市润州区法院为例，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该院审结36件醉驾型危险驾驶犯罪，其中判缓刑的有7件，仅占18.6%；同期审结交通肇事案11件，其中判缓刑的有8件，占72.7%。
2、各地缓刑比例不一。在一年多的司法实践中，不同的地区对醉驾案件的量刑存在明显差异。如北京在判决醉驾的案件中，实刑率达99%。广东、安徽、重庆、云南适用缓刑比例超过40%，部分城市法院判决缓刑的比例高达73%。
3、裁量结果差距较大。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醉驾主要以血醇含量作为裁量依据，但各地的量刑结果差距较大。如2011年5月20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43.04mg/100ml的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金4000元；当年8月10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血醇含量为147mg/100ml的李华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1万元；当年8月15日，上海市嘉定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06mg/100ml的杨某拘役1个月，罚金1千元；当年 9月29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血醇含量为215.88mg/100ml的刘瑞博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罚金5000元 。
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罪的量刑不均衡显然有悖于立法目的，不仅不利于打击醉驾行为，而且导致社会公众对司法自由裁量的合理性、法律的公正性的质疑。因此，强化对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均衡是刑事审判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以宽严相济政策调控“醉驾”量刑的基本思路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和刑事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差别化处理，打击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认为，在对醉驾型危险驾驶机动车犯罪的量刑中，应当注重发挥宽严相济政策的调控作用，实现罪刑均衡。
1、合理设定酌定量刑情节，当宽则宽，当严则严。醉酒驾驶属于危险犯，在刑法条文中虽然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定情节，但在审判实践中，针对具体的个案应参照一些情节酌定处理。酌定量刑情节应主要以酒精含量检测为基础，综合路段因素判断危险性程度以及行为人认罪态度，并考量行为人的醉驾行政记录、是否营运车辆、是否抗拒约束、是否存在闯红灯、交通事故、财产损失等危害后果。对于那些主观恶性不大，情节轻微的醉驾者可以从轻处罚，而那些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醉驾者则应当从重处罚。
2、规范设置量刑幅度。在1至6个月拘役处罚的量刑幅度内应体现宽严相济的原则：（1）依法确定量刑基准。量刑基准排除从轻和从重的影响，以血醇含量为主要判断依据确定不同程度“醉驾”应受刑罚的基点。有统计表明，78.43％的醉驾者的血液酒精浓度是在100至200mg/100ml，只有20％的人是在这一区间之外，单纯从醉酒程度因素上看，这些醉驾都属于情节一般的醉驾，是醉驾的主要类型。笔者建议，醉驾应以80mg/100ml为起点标准设定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的基准刑，每超出60mg/100ml增加1个月的拘役期限，超出200mg/100ml范围应以6个月拘役期限为顶格处罚，并相应加大罚金数额，这样有利于教育大多数，严惩极少数；（2）正确把握犯罪情节等量刑要素。由于“醉驾”犯罪没有法定的情节规定，应根据酌定量刑情节进行从重、从轻或减轻处罚。对具有特殊身份者的醉驾行为，如公务员和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应从重处罚；而对认罪态度较好，且没有逃避，对抗执法检查等恶劣情节的其他醉驾者，可以从轻、减轻刑罚。对情节显著轻微的醉驾者，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3、坚持区别对待，对初犯、累犯“分而治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区别对待”。就是要求对轻微刑事犯罪从宽处理，对严重犯罪从严惩处。从美国治理醉驾的司法实践看，美国多数州的交通法规对第一次醉驾、第二次醉驾乃至多次醉驾行为给予了不同的法律评价和处罚结果：(1)对于第一次醉驾行为，往往从轻处罚。(2)对于反复醉驾者，往往从严从重处罚。如在某些州，反复醉驾者在造成严重后果时可能会被判处20年的监禁刑乃至死刑。 该做法近似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2008年12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周永康在“深入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政法事业科学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的讲话中提出 “两减少、两扩大”的处罚原则 ，即“对初犯、偶犯、未成年犯、老年犯中一些罪行轻微人员，依法减少判刑，扩大非罪处理；非判刑不可的，依法减少监禁刑，扩大适用非监禁刑和缓刑”。该原则是宽严相济政策的具体体现。在对酒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初犯、偶犯进行刑事处罚时应贯彻落实该原则。
三、醉驾不一律入刑的司法正当性
2011年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表示，刑法修正案中“醉驾入刑”条款不应仅从文意理解，认为只要醉驾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而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该观点在全国引起极大的争议与质疑，主要有支持说和反对说。（1）支持说。以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的观点为代表，他提出刑法典第十三条在正面阐明犯罪的基本特征之后，又规定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把危害行为的情节对犯罪成立的影响予以明确化。刑法分则是刑法总则的具体体现，分则要接受总则的指导和制约，不能与总则相抵触。“醉驾不能一律入罪”正是承认刑法总则效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应有之义。 （2）反对说。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在道路上追逐竞驶机动车犯罪规定了情节恶劣的限制，而对醉酒驾驶则没有犯罪情节的规定，醉驾不一律入罪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非常清楚，“醉驾”并没有任何入罪程度上的限制，但是“追逐竞驶”却有“情节恶劣”的特殊限制。这一显著性差异说明立法者对“醉驾”比“追逐竞驶” 入罪要求更加严格，以情节显著轻微为“醉驾”出罪没有立法上的依据。但笔者认为，一律入罪不等于全部入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醉驾行为人可以依法对其免予刑事处罚。醉驾不一律入刑具有司法正当性。
1、醉驾不一律入刑具有法律经济学意义。客观上说，《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后，醉酒驾车行为受到极大遏制。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5月1日至12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酒后驾驶23.8万起，较2010年同期下降45%。 但从法律经济学上考量，醉驾全部入刑可能造成财政上的巨大负担。据统计我国每年投入罪犯改造的资金不低于 1000 亿元，也就是说，每一个罪犯平均每年所需费用不低于 1 万元，个别地区还超过了 2 万元。按此推算，假设对醉驾行为判处拘役 6 个月，则每个醉驾执行的成本为 5000 ～ 10000 元。而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5月至12月，平均每月酒后驾车行为达3万多起，据此推算，若醉驾全部入刑，全国每年需投入18亿元以上的罪犯改造资金。还不包括在侦查、起诉、审判等流转过程中的运行成本。宽容和节俭用刑是社会最明智的选择 。 醉驾不一律入刑具有法律经济学意义的正当性。
2、醉驾不一律入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我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如果醉驾一律入刑，无疑过度使用了刑罚这一最严厉的司法资源；也使危险驾驶罪的适用，违背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宗旨。当然，醉驾不一律入刑并不代表该行为人就不会受到任何的惩处，可以通过适用禁止令，禁止行为人在一定期限内直至终身驾驶机动车等其他手段制裁其违法行为。
3、醉驾不一律入刑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危险驾驶犯罪中裁量中的具体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调宽严结合、协调，以求得最佳的法律和社会效果。“宽”不是法外施恩，“严”也不是无限加重，而是要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刑事法律，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来惩罚犯罪，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具体到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由于该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比一般的驾驶行为要高得多，所以不论行为人的犯罪情节，均以危险驾驶罪论处已充分体现了刑罚的严厉性。但不将醉驾行为一律入刑，才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也是建设法治社会必然要求。
结束语：惩处醉驾的根本目的是要警醒醉驾者，防止其再次违法犯罪，同时教育其他社会公众要自觉守法。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认罪悔罪态度较好的醉驾初犯、偶犯，和主观恶习较深的累犯，逃避打击的行为人进行区别对待，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调整量刑，既可以达到预防、教育目的，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还有助于实现危险驾驶犯罪的量刑均衡，实现《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目的。
注释
1 刑世伟：《最高法酝酿“醉驾入刑”司法解释》。载《新民晚报》，2012年5月23日
2 刘树峰 路坦 李艳,“醉驾案”量刑问题建议，河南法院网http://hn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22258 2012年7月18日访问
3 杨志琼 ：美国醉驾的法律规制、争议及启示。找法网http://china.findlaw.cn/bianhu/xingshilunwen/101675_2.html 2012年7月18日最后访问。
4 赵秉志：“醉驾入刑”还需准确把握。西北刑事法律网http://xbxsf.nwupl.cn/Article/xsxw/201205/5520.html
2012年7月20日最后访问。
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后，当事人能够自觉、自动地履行，我国1979年刑法中就规定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也规定了此罪并进行了适当的修改。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通过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2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而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大量存在，法院对此实施刑罚打击的极少，根本没有起到以刑罚惩治这类犯罪的教育和震慑作用，执行难多年来一直不能得到解决。
导致上述问题有多种因素，而法律条文设置时对该罪规定的不规范和不完善是重要原因。综合各方研究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单位犯罪不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犯罪主体，适用范围过窄。因此，许多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置法院判决、裁定于不顾，采取各种各样方式规避法院的执行，而法院对其无法实施刑事处罚。2.罪名不够严谨，认识上有误区。很多人以为只有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书和裁定书，情节严重才构成犯罪，其实对于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书、法院的调解书以及支付令、公证债权文书等司法文书拒不执行的，情节严重的也应构成犯罪。3.法定刑过轻，罪罚均衡方面有失偏颇。刑法规定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没有区分案情，有失公平。如不划分诉讼标的大小，就有可能造成同案不同标的而同判的现象发生。4.程序方面存在着规则倒置问题，追诉渠道不顺畅。按照有关规定，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认为已构成犯罪的，将案件移送到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然而，法院既已认为被执行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又移送公安机关审查立案，那么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批捕程序还有何用？公安机关如不立案侦查、检察机关不认为构成犯罪，法院将处于什么地位？有些法院在追诉这类犯罪方面因碍面子而有畏难心理。另外，我国法律对进入再审的要求宽松，再审案件比例居高不下，也是影响对这一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以上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学者们提出了完善意见：1.修改罪名，改为“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罪”，一切生效的法律文书包含于其中；2.追究“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罪”启动程序应规定以公诉为主兼被害人自诉原则。被执行人或相关人员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受损害的是权利人，理应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3.赋予法院司法警察对此类犯罪享有侦查权。从根本上解决法院执行机构在执行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与公安刑事侦查的脱节问题，由检察院负责审查提起公诉；4.量刑处罚幅度应区别对待。根据情节轻重和造成后果大小划分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两个幅度，拉开档次，相应科刑。
在执行领域,目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赋予法院强有力的强制权力，形成长期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法律法规在落实的环节上做得不够好。一些执行案件，执行人员着手执行时，刑事追诉意思不强，搜集证据不及时、全面，从而导致事实上已触犯刑律的被执行人，由于法院执行机构没有充分的证据而无法向有关机关移送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执行工作中，对应当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尤其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喊的多做的少，无原则的适用较为宽缓的处罚，甚至在关系、金钱、人情等面前将违法犯罪行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既损害了法院的形象，更严重的削弱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这一刑罚措施的惩罚和教育功能，直接导致一些逃避应负法律责任的人怀疑法律、藐视法律，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这也使现有的法律尊严和权威受到极大的挑战，进而让许多原本对法院的执行有点“惧怕”心里的被执行人敢于试探性的抗拒法院的执行，而那些取得“成功”的被执行人则会更加放肆地去违法。长期以来，在他们做出拒不执行行为的时候，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能不能构成犯罪在头脑中已经没有了印迹。严格执行法律动了真格就能解决问题，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规范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人民群众才能受益，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严厉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的犯罪行为，困扰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也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法院还应将在执行过程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过程，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报道，由此形成对“老赖”们的高压势态。酒驾在我国也曾像执行难一样是个难治的顽症，在醉驾入刑后，全国各地加大力度对酒后驾驶进行严查，严厉打击醉驾犯罪行为，并在媒体进行规范的宣传报道，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其效果是醉酒驾驶入罪强大的刑事惩罚措施的教育和震慑作用十分明显，酒驾醉驾行为大幅减少。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行为要借鉴这一做法。
总之，笔者认为，要使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刑罚达到应有的效果，一是公、检、法对于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罪的打击要通过沟通、协调形成共识，以解决法律规定不十分完善的问题，使追诉活动顺畅、有序；二是对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的犯罪行为动真格的，见一个打一个决不姑息，不仅要有杀鸡给猴看的小动作，更要有“杀猴给鸡看”大动作；三是对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非法处置查封和扣押冻结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长时间、全方位的宣传，形成一个严打“老赖”的社会舆论氛围；更重要的是，法院在执行过程中要严格执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决杜绝关系、金钱、人情等各种因素对法院执行工作的影响。
（作者单位：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