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安理论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缺乏谈思想解放和创新问题 

李 龙（宁夏警察学校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我国公安理论研究的滞后与思想解放和创新不够互为因果，而后者又与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缺乏有关。由此出发，文章评述了“形而上学”的本源含义，列举了公安研究中“形而上学”缺乏的表现及付出的代价，分析了其原因。最后提出了公安理论研究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要解决的三个问题即：重视营造理论研究的氛围；投身于火热的公安改革实践；牢记神圣使命，培养独立人格，树立良好学风。


关键词：公安 研究工作 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对公安工作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公安理论研究工作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近２０多年来，公安研究工作已经形成了有机构、有队伍、有阵地的基本格局，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指导实践、提供咨询、帮助决策、完善学科建设等诸多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在肯定这一主流尤其是跨入新世纪的时刻，认真清理和冷静反思以往的公安理论研究工作，也有缺憾。例如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速度较慢；研究成果的数量尤其是质量尚待大力提高；研究领域尤其是一些敏感性较强的领域尚待大力开拓；研究进展游离、落后于实践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研究中务虚方面缺乏哲理性思辩，务实方面又缺乏实务性指导的问题仍待解决；基础性研究和学科体系的构筑仍然任重而道远等等。本文认为，凡此种种表现无不与研究工作中的思想解放和创新不够有关，而后者又与长期以来研究工作中“形而上学”的缺乏紧密相关。因此，公安理论研究在新世纪要有新的更大的发展和突破，充分体现和发挥自身的价值、地位、功用，就主观方面而言必须在继续重视对“形而下学”问题研究的同时，积极认真地对待“形而上学”的问题，以求得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一、公安理论研究中“形而上学”缺乏的表现、付出的代价及形成的原因：
（一） 形而上学及相关问题点论。
提起形而上学，我们习惯地将它认做是一种与唯物辩证法相对立的一种唯心的、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想认识论。实际上，这只是一种从特定角度出发产生的认识观。从哲学和文化发展史的本源看，形而上学主要是指特定时期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本体”地位且相对固定的人类理性思维认识成果，它与同处文化结构中“实用”地位的形而下学相对立。譬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形而上学》就是研究关于宇宙存在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著作。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也说：“形而上学无非就是普通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明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每一个有教养的意识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有这种本能式的思维，这种存在于我们之内的绝对力量。”如果说黑格尔的这一论述略显晦涩的话，那么笛卡尔的论述更加明晰，他在《哲学原理》中指出：“全部哲学就像一颗树似的，其中形而上学就是根，物理学就是干，别的一切科学就是干上长出的枝。”这是从科学种类发生的次序、地位、角度进行的整体确定。那么对于做为主体的人又如何呢？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曾说：“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专论》）。从以上极具代表性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至近现代以来，形而上学一直是西方哲人和西方文化所极为关怀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回答个体和人类整体所关心的人与宇宙的本源（体）。围绕它所进行的永恒思辩和不懈争议，使西方思想蕴涵出了可贵的超越风范、怀疑主义精神和理想追求热忱。这种形而上学的高度发达，影响了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和管理理念。在它们的学科结构中，应然性理论和实然性规定总是既矛盾又统一，既趋合互补又分裂独立地以二元对立的形式存在、耦合、发展着。反观我国传统文化，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实难分清，历史上我们的贤士们尽管提出“形而上学谓之道，形而下学谓之器”的观点。但并未深入持久地对??前者进行研讨，而更多强调的则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关心的是“治国安邦”、“修身齐家”、“养心炼性”，规范的是“人伦纲常”、“君臣之道”。对宇宙本体学和个体思维学缺乏足够??的热情或持久的关怀。这种历史现象在近代以后虽有改变，但远未改质。近代以来，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理念虽然冲击了中国的宗法礼教，但那时我们所向往、羡慕、接受、认同的乃是西方的“坚船利炮”等实用科技。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学仍遭冷落和鄙视。在五四之后我们引进科学较多，而引进西方的法理念和法制化管理方式较少就是例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应出传统思维、文化对形而上学的冷漠态度。而这种冷漠使形而上学中固有的合理性成份尤其是其独立的、超越风范的思维精神被扬弃，使思想解放的滞后性更符合传统的要求。这种延续至今尚存深刻痕迹的状况其弊端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反映不明显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则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于起步较晚、受禁锢时间较长、左倾思想危害较大的公安研究尤其如此。从这一角度看，公安研究中形而上学的缺乏是导致思想解放不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 公安研究中思想解放和创新滞后的表现。
从公安改革实践与公安理论研究对比的角度看，公安研究中思想解放和创新不够是一个客观现实。其表现形态具有多样性，以下几种尤其具有普遍典型性：
１ .公安研究及其做为物化形态的成果总体上仍然量少质弱，导致应有的指导实践的功能在基础架构上先天不足。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而在于指导实践。为此，研究工作既要立足现实，指导实践，又必须超越现实，预见未来，同时研究工作的物化形态－－研究成果也必须达到一定的质和量的积累。唯此，理论功效的发挥才能有现实基础，才可能对纷繁的实践活动进行比较鉴别、分清良莠，研究工作自身也才能具有超越现实的条件。从近２０年的实际来看，在此方面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研究中探讨理论并且往往是一般理论的多，结合实际的较少，导致经院型研究盛行，务实性研究缺乏，难以回答实践难题，难以界定新生事物的性质，因而也就难以发挥作用。公安研究成果（本文界定于社科范围以内）数量虽多，但除去政论型的、文件传输型的和有调无研型的以外，真正高屋建瓴，有真知灼见的仍然缺少。
２、 对丰富的公安实践活动难以在理论上及时做出辨析、评价、引导，理论落后于实践、解释实践的现象大量存在。公安研究指导功能的缺憾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理论超前性的丧失和与实践同步性的脱离，这使得对丰富的公安实践尤其是改革实践活动往往缺乏及时的评价、辨析、引导。从而使有的实践活动在现存的法律、法规、政策中找不出依据时横遭批评、指责，甚至抵制、压抑。从政法领域内近２０年的改革力度、深度、广度来看，公安改革明显落后于检察、审判、律师、公证、司法改革，与此相对应的现象恰好是公安理论研究同时落后于检察、审判等司法理论研究，此种现象决非偶然之巧合，而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这种现象使得公安研究工作某种程度上成了实践活动的附属品、说明书。譬如近年来，社区警务、警署制的兴起、１１０报警服务台的出现，刑侦改革、派出所改革的实施，济南交警模式等丰富多彩的公安改革活动无不是在逐步的摸索中由一线实战者践行出来的，而在这种最需要指导摸索过程的时刻，却难以看到理论先导的影子。而在实践成功尤其被上级部门肯定、推广后我们的理论则纷纷出笼，论述其合理性、必要性、重要性等等。本文认为，这种现象实在是理论研究的悲哀，长此以往，理论之树只会枯萎，不会长青，难以与实践形成红花绿叶、相映成辉的喜人景象。
３、 研究工作自身的地位有待提高，研究者的人格品质有待塑造。
对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实际上反映着对科学的认识态度。当然，一项工作地位的高低取决于众多因素，尤其是自身功能的发挥状况。但从史学角度来看，我国历史上除少数朝代（如春秋、汉唐等）以外，大部分朝代均不如国外一些国家（如古罗马、德、法、英、美、日、等）对研究工作那么热衷，那么重视。君王臣吏将其做为“花瓶”以粉饰自己、标榜自己、为已服务者有之，供其俸禄、使其研究权术、治术、寿术者亦有之，而使其研究国家发达、民族强盛、社会进步之道者鲜而寡见。同时，那时的智者贤士也常常将侍奉、取悦于君臣做为已任，得其宠者入其仕途，忙于宦海官场、失其宠者循入山林，归于“自然”，独自逍遥，不问世事。这一方面使研究者将“从政”做为自己行为的追求目标而研究工作自身则只起敲门砖的作用。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例证。另一方面，研究者自身的人格品质尤其是独立品格日遭沦落，成为政治、君王之附庸。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就没有了研究工作的地位，没有了研究者的独立精神和超越品质。这同样反映着他们对形而下学的热衷和对形而上学的不屑。这种价值取向中官本位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现时代，我们有的研究机构及研究工作中也存在着形备而神不具的现象。如一些科研（调研）部门中实际上真正从事科研调研工作的人员、时间并不多，更多情况下则成了主管部门领导的秘书班子，研究工作缺人员（尤其是高素质的人员）、少计划，有的几年出不了多少成果。这种变异现象的长期存在、消蚀了研究者的思维品格，淡化了研究工作自身的地位。因此，如果不从思想上彻底改变对研究工作的传统认识，公安研究也将难有大的改观。研究者自己如果不具备超越风范、独立思维品格，研究成果也终将难有，已有的地位也会因成果的鲜见而丧失。
（三）、公安研究工作中思想解放和创新滞后的原因检讨　　　　　　　　　　　　　　　　　　　　　
公安研究中所以出现思想解放和创新滞后的现象其原因复杂众多，简单地说，它们是与以下三种因素互为联系的。
１、自身因素。从公安研究工作自身来看，起步晚、基础弱、研究工作者少是客观现实。公安学科长期依附于政治、政法类学科，独立时间短，自主性差，一些基本的概念、原理尚在建构，自身休系还不完善，导致研究起点低，成果少。加之研究中存在诸多缺憾，如形而上学缺乏、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等，导致研究者个人理性张扬不够，个人理念缺乏，唯上、唯书兴盛，唯实求真的学风欠缺。
２、思想因素。公安工作是国家政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路线指导下，公安工作的职能以专政为主。对刀把子的片面强调淹没了公安工作的其它功能，工具论思想深入人心，影响颇大。这种现象导致公安研究中形成诸多误区：一是认为公安工作主要以政策指导为主，理论指导意义不大，导致对理论研究工作重视不够。二是由于公安工作政治性强，加上文革期间学术问题政治化现象的泛滥，一些研究者对公安研究至今心存余悸、怕贴标签、怕涉禁区，导致对改革实践中的新生事物浅尝辄止，甚至不敢去认识、调研、提炼。对国外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敢大胆去评介、推广。从而导致公安学领域中学派稀少、流派缺乏，比较研究不热，争鸣现象鲜见。
３、客观因素。与全国各行业或者其它政法系统的改革相比，公安改革工作相对来说其进度.深度.广度都有所滞后。使得公安研究工作和思想解放运动缺乏实践基础和素材。
二 积极解放思想、不断开拓创新，为繁荣公安研究不懈努力
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了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解放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强调的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他在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准备会议（即７８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所做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中”强调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１４１页）。这一论述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宣言书。在当前乃至今后，“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语）。国家发展必须如此、事业进步必须如此、公安研究也必须如此。
解放思想和开拓创新不能脱离实际，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尤其要以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为根本。结合公安研究及实践工作的实际，本文认为，公安理论研究要做到解放思想，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营造重视研究活动及成果的氛围。
应该说公安研究工作近年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就普遍性而言，重视程度尚需加强，力度尚需加大。当前在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中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研究活动、推广研究成果的氛围在有些时候，有的单位尚不浓厚。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仍存。此种现象如不改变，将会大大影响对工作路线的准确把??握、深刻领会。“羊随鞭子走”的被动研究现状仍难改变，更难谈得上创造性、开拓性地开展活动。重视公安研究工作应该从人、物、机制等方面入手；从人的角度看，一是领导者要重视，树立科教建警、强警思想，切实将其提到议事日程，做到有计划、有安排、有检查、有落实。二是要建立一支具有比较、鉴别、调研能力、能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找出解决问题办法措施的专兼结合的高素质研究队伍。从物的方面看，就是要舍得投入，使研究活动的开展有一定的物质保障，做到投入上计划到位、落实到位。从机制方面看，应建立机构、给予位子，在评比、奖励表彰中将研究人员与其它干警一视同仁，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成果转化机制，防止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笔者相信，随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公安研究的外界氛围就会越来越好，研究队伍会越来越壮大，研究工作会焕发出应有的活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 研究者要积极投身到火热的公安实践活动之中。
前文已述，游离于实践之外是造成理论封闭化、教条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重视参加公安实践活动，到实践中而不是在书斋中研究问题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投身于实践之中，不仅可以为研究工作积累可靠、翔实的材料，不仅可以克服两张皮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启迪思想、开阔研究视野，在实践中解放思想，修正错误。同时，长期的与实践相结合，可以为研究成果的价值转化提供便捷的途径，可以使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产生亲合感，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牢记神圣使命，培养独立人格，树立良好学风。理论研究者应有从事该工作的职业修养。从不断的解放思想的角度看，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善于尊重他人，更善于超越他人是不断攀登和抢占新的学术、理论制高点的必备品格。为此，研究者自身应自觉注重对“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以利于从事物的本质方面、从更高、更具超越性的角度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宏观把握。防止误入歧途，或者随大流现象的发生。研究队伍中应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学者之间、学派之间应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反对无原则、无事实根据的指责、贬斥、甚至贴标鉴、戴帽子。尤其在当前，研究者个人应戒除浮躁，安于淡泊，牢记使命。“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论学者的使命》，德国·费希特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１页）。研究者应当具备这种大无畏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公安改革是一项生生不息的过程，但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现象后面总是隐含着一定的规则，它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础。研究者的使命就是去揭示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规则，昭示事物应该向规则靠拢而非规则向具体事物谦卑退让的真谛。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我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文化、学术的繁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展望未来，我们相信随着公安研究者个人品质修养的不断提高，公安研究良好学风的逐渐形成，一个健康、繁荣、蓬勃向上的公安研究局面也一定会实现。




作者：李龙 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副校长、高级讲师。曾在《公安大学学报》、《公安教育》、《政法学刊》，江西、江苏、浙江，云南《公安专校学校学报》、《警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０余篇。编著有《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主编），《基层公安工作实务》（主编），《中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及预防》（参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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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旅游管理条例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甘肃省旅游管理条例》已于2000年1月14日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管理，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进行旅游开发建设、从事旅游经营、旅游管理及旅游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为旅游者提供游览、住宿、餐饮、交通、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的产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大投入，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旅游环境，鼓励和扶持旅游业发展，把旅游业培育成为甘肃经济的一项重要产业。
发展旅游业坚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原则，谁投资谁受益，依法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鼓励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多渠道、多形式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设施，参与各类旅游经营活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全省旅游业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计划、建设、交通、文物、林业、环保、工商、公安等有关部门应依法履行各自职责，协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旅游业的开发和管理工作。

第二章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第六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开发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
旅游资源的开发，坚持利用与保护相结合，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积极发展具有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旅游项目及旅游商品。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在对全省旅游资源进行普查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全省旅游业发展总体规划，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全省旅游业总体发展规划，在对本辖区旅游资源普查评估的基础上，制定本辖区的旅游业发展规划，同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八条 旅游业发展规划，应当与国土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和文物保护规划相协调。
利用森林、水域、草原、自然保护区、文物古迹和历史名胜等资源开发建设旅游项目，必须遵守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不得破坏自然景观及生态自然环境，不得损害古文化风貌。
旅游区的交通道路及步行道、供水、排水、防洪、供电、通讯、消防、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应当配套建设。
第九条 旅游区和星级宾馆等重点旅游设施项目建设，应当充分论证，合理布局，避免盲目、重复建设。
新建省级旅游度假区，由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征得所在市、州（地区行署）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旅游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审核，由省人民政府批准。新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第十条 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开发区、重点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项目的，根据有关规定，给予优惠和扶持。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旅游资源，不得违反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规划开发旅游资源。
禁止在旅游区内擅自采石、采矿、挖沙、采伐林木、排放污染物、倾倒废弃物等。

第三章 旅游经营与管理
第十二条 开办旅行社应当经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或批准后，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三条 省内经济组织在境外设立旅游办事机构或兴办旅游企业，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国外或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旅行社申请在本省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或合资旅行社，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提供优质服务，公开服务项目和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明码标价；执行政府价格管理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或遵守与旅游者约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欺诈、勒索旅游者。
第十五条 旅游经营者应建立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可根据需要在旅游区设置地域界限标志、服务设施和游览导向等，对具有一定危险的区域或者项目，应当设立明显的提示或者警示标志，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高空旅游设施和惊险旅游项目必须符合国
家安全规定和标准。
第十六条 旅游经营者发布各类旅游广告，应当真实、合法。
第十七条 经营国际、国内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必须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缴纳质量保证金，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经营旅游业务。
旅行社必须按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旅游业务。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旅行社实行业务年检制度。
第十八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依法履行职责，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对旅游经营者及导游人员提交的办证申请及其他申办事项，应在三十日内办理或答复；法律、法规有规定期限的，应在规定期限办理或答复。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旅游经营单位应当重视培养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坚持文明经营。
从事旅行社业务的经理、导游人员应当取得资格证书，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者不得上岗。
第十九条 对旅游涉外星级饭店的评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星级饭店实行年度复核制度。
未被评定星级的饭店，不得使用星级或类似星级的标志。
第二十条 饭店、车（船）公司的经营者申请接待外国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旅游团队，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报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工商等部门审批，取得定点资格证书和标志后，方可从事旅游涉外业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取得定点资格的单位进行检查，经检查不合格的，取消其定点资格。
第二十一条 旅游区管理机构应对参观范围根据规定做出明确标志。按国家和省级有关规定不能拍照、摄影的景点应在显著位置做出明确标志。
第二十二条 在旅游区内从事旅游商品销售等服务活动，应征得旅游区管理机构同意，旅游经营者不得擅自摆摊、设点，不得纠缠、胁迫旅游者购物，妨碍旅游者游览活动。

第四章 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三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外国旅游者在本省进行旅游活动按对等原则享有国民待遇。
第二十四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旅游经营者提供有关服务内容、规格、费用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方式和内容；
（三）获得质价相当的服务；
（四）获得人身、财产安全保障；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二十五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应当遵守社会公德；尊重当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旅游环境、资源和设施。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按照《甘肃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及有关价格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十七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15天至30天，并可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发布虚假广告和非法广告的，依照《甘肃省广告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旅行社聘用无证人员从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公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15天至30天，并可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导游人员无证上岗的，可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非法经营，没收非法所得，并可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可处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依法给予赔偿，或者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者向其他有关部门投诉，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00年1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