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中央常委会


共青团中央常委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
(1979年10月6日)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共青团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联系青年工作实际，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书记处书记、常委，列席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团委负责人和团中央各部门、各直属单位负责人，共六十一位同志。韩英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胡启立同志代表书记处提出了关于开展真理标准学习讨论的报告，高占祥、刘维明同志分别就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58号文件、加强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问题和发展青年旅游事业问题发了言。

　　会议一致认为，从上次常委会以来的四个月里，会团上下抓住三项主要工作，思想集中，目标明确，工作是有进步有成绩的。会议要求各级团委继续执行《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和五月常委会议纪要，坚定不移地抓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和团的基层建设，争取有更多的进展、更大的突破。

　　现将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讨论纪要如下：

　

(一)

　　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去年五月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四个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并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场讨论，击中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和反动思想体系的要害，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使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得以恢复，使四个现代化的事业得以推进，的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伟大决策，在解放思想、落实政策、调整经济等方面，都跨出了很大很坚决的步子。在大的革命转变关头，出现某些“左”或右的摇摆，对党的方针政策有这样那样的不理解，历来有之，不足为怪；同时也说明林彪、“四人帮”制造和推行的极左路线流毒不能低估，说明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有待深入。经过学习，与会同志认识到，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非常重要，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坚定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不解决，四化的基础就不牢固。说拥护党的政治路线也是靠不住的。因此，一定要把真理标准的讨论搞好，马思想路线搞端正。

　　会议确定，普遍深入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首先要在团的领导机关和专职干部中学习好、讨论好，逐步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把团的干部武装起来。同志们回顾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团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在《共青团一九七九年工作要点》中，曾经提出了在团干部、团员、青年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的任务。但这段时间，一方面，因为团中央刚刚全面恢复工作，会议、活动较多，很少时间坐下来“务虚”、想问题；另一方面，社会上、党内出现怀疑四项基本原则、怀疑三中全会方针这样两股思潮，有一些干扰。总的看来，我们团的领导机关还没有把思想路线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来抓。我们对青年的思想动向调查研究不够，对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批判不深，因此在一些思想理论的是非问题和实际工作包括青年工作的是非问题上，大家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思想路线上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造成了长期以来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状况。我们一些同志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抵触情绪，恰恰是发生在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这个老问题上，足见恢复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迫切性。

　　会议认为，从团干部队伍的现状看，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更有特殊的意义。团的干部比较年轻，大多数都是基层选拔上来的优秀骨干，有朝气，肯学习，勤思考，本质、主流是好的。但毕竟，他们在成长时期碰上了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党风、学风遭到破坏，“现代迷信”盛行。不少同志长期耳濡目染的是林彪、“四人帮”及其“理论权威”贩卖的“假药”，反倒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常识和本来面目感到陌生。这就给许多同志提出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重新学习、启蒙和补课的任务。就是老一点的同志，面对新时期的新矛盾新情况，同样有个解放思想的问题。要肯定过去的好传统，同时也要看到，文化革命前，我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领袖和群众关系的看法、提法上，在一些政策问题上，就已经有了一些不实事求是、不科学、甚至是“左”的东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一样在不同程度上中了毒。这方面，老同志新同志都不要有盲目性，都要从僵化半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思想路线搞端正。

　

(二)

　　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不是要发动一场什么政治运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是为了帮助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使更多的人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尊重客观规律，研究客观规律，努力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要把真理标准讨论好，最主要的是要密切联系团干部的思想，联系当前团的工作，有破有立地解决现实问题。不是要领导做“表态文章”，也不是要搞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探讨。当然把基本的理论观点搞清楚是必要的，但一定要理论联系实际，着力于调查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达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目的。从当前团的工作实际出发，这次讨论要在团的干部中解决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弄清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弄清坚持还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真高举和假高举的根本区别。

　　有人说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砍旗”，这是最吓人的帽子。这样讲的人，极少数是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但多数同志是认识问题，或者是因缺乏马列常识而人云亦云。“判断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多年前讲的，是一个经典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斯大林在《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一文中，讲到俄国革命中“有两派马克思主义者”：一派是“堂皇地标榜马克思主义”，“不善于或不愿意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而“以摘引马克思的词句为基础”，“从类比和历史比拟中求得指示和指令”，这就是孟什维主义。另一派则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把问题的重心从表面上承认马克思主义转到实行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不是凭借引证和格言，而是凭借实践经验”，来“规定适合环境的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手段”，因而使“马克思学说完全保持着它的活的革命力量”。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对待马列主义也曾经有过两种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本本主义，照抄照搬，不问中国实际，用只言片语唬人、骗人，这是王明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是毛主席的态度。这两种态度，究竟哪一种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是真正高举的呢?历史已经做了无可辩驳的回答。毛主席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形成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才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泽东思想既然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如果反对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那就是抽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如果想用毛主席的旗帜来掩盖林彪、“四人帮”的东西，那只能是玷污毛主席的旗帜。只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善于把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整、准确地掌握它的科学体系和立场、观点、方法，而又不囿于某些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勇于根据新的实践加以完善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高举。

　　第二，要抓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认真肃清流毒。

　　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必须深入批判极左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批判极左路线同坚持四项原则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要看到，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就是破坏、践踏四项原则，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措施都是为了坚持、维护四项原则。我们越是彻底地批判极左路线，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就越能正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时，也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我们才有批判极左思潮的锐利武器。如果不清除林彪那个“念念不忘”之类的流毒，那就不能正确理解四项原则，“坚持”也会走样。

　　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必须联系实际，消除他们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和把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和流毒。华国锋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完全符合我国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历史演变和现实状况，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理解、贯彻执行。要看到，在团的工作中，阶级斗争问题上极左的流毒是相当深的。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反动血统论，十多年来，这个东西成了发展团员、使用干部的一条不成文法，成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组织生活中和人与人关系中一根无形的绳索。现在虽然中央发了文件，而我们一些同志在落实党对不同出身青年的阶级政策方面，总是犹豫观望，余悸难消。因此，对今天的阶级状况和青年中的“阶级烙印”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各级团干部都应该加以调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对“人道主义”、“人性论”、“人情味”的批判，也需要分析。把人性和阶级性绝对对立起来，把“斗争的哲学”无限推延到一切领域，这种做法在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在对青年特别是后进青年进行教育的工作中，带来了极坏的后果。似乎无产阶级就是“冷冰冰”加“硬梆梆”，谁要是对青年讲尊重、关心、感化，那就是“人性论”。结果不知道因此做了多少不近情理的事情，脱离了多少青年!应该承认，我们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课题本事不大，甚至可以说，往往是习惯于“激化”矛盾，而不善于“转化”矛盾。错误当然应该批评。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取消，但是，“我们不赞成用棍子把人们赶上天堂”(列宁语)，而一定要用说服、讨论、商量加等待的办法，去妥善地解决青年中的各种思想、作风问题。

　　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当然不是说出现了右的思潮、倾向也可以不加理会。反对错误倾向，贵在实事求是。我们要坚决肃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流毒和影响，但也要如实看到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我们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和封建法西斯主义，纠正冤、假、错案，发扬民主，健全法制，一定要坚定不移，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并批判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把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心情舒畅与集中统一意志正确地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维护安定团结，维护法律和秩序。

　　第三，要探索、研究新时期的青年和青年运动，进一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把团的工作活跃起来。

　　对过去和当前团的工作，都要用实践标准加以检验，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林彪、“四人帮”强加的“全民团”、“生产团”、“娱乐团”的帽子，虽然去年中央“五四”通知已予推倒，但在实际工作中不时还有“黑三团”的阴影，使得一些同志思想受束缚，手脚放不开。对把学四化干四化提为新时期青年的“主课”，有的同志就有犹豫，而更多的是不习惯、不熟悉。在经济与政治、生产活动与思想教育问题上，如何克服“两张皮”，把它们结合好，还有待我们在反复实践和不断总结中找出一条路子来。关心青年的劳动就业、业余学习、文娱生活，包括正当的社交活动、婚姻恋爱，这方面的“禁区”已有所突破，但总的说，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有时还有反复。会议根据最近党中央关于工会、青年团、妇联等团体要成为广大群众的重要代表者，要有职有权有责而不要成为装饰品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开展独立活动，发挥首创精神，努力做到群众组织群众化。共青团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工作，动员和组织青年在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突击队作用，同时，一定要坚决维护和代表青年群众正当的政治经济权益，关心他们的痛痒，反映他们的呼声和要求，积极设法解决青年的切身问题。要正确处理服从党的领导与密切联系青年群众的关系，把“党的助手”与“青年的核心”这两者结合起来，使共青团在党、群之间起好桥梁作用和纽带作用。这是一个涉及团的性质、任务和团的存在价值的问题，全团同志都要解放思想，加以探索。

　　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做?这个问题也很突出，这方面惰力也更大。要突破，要改变，更需要胆识和毅力。政治运动连续搞了十几年，思想工作也难免伴随着粗、大、空等毛病，比较习惯的是找“对立面”，搞“斗则进”那一套，要看到，教育青少年是一门很细的学问，是一门“艺术”。当然，必要的集中教育，如果指导思想对头、方法得当，是有作用的，不能否定。但是，大量的应该是做精雕细刻、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工作，是用陶冶的方法、说理的方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去做工作。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符合青年成长的规律。要循序渐进，不能动辄要求“立竿见影”，要和风细雨，不要搞“雷厉风行”。对青年不能只讲政治概念，要更多地讲思想和品德的修养。当前，有两件事值得重视：一件事是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要认真加强对后进青年的工作，研究一下转化人的学问。有个口号叫做：“大家都来做打开‘锈锁’的能工巧匠”。我们有二百万个团支部、十几万专职团干部、众多的辅导员，如果每一个干部、每一个支部转化一个后进青少年，将会给社会减少多少麻烦，而给四化增添多少有生力量啊!这件事要大大提倡一下，务必要有所突破，有点长进。另一件事是要正确对待青年中属人民内部性质的不同意见，包括某些不正确的意见。思想工作当然要旗帜鲜明，但要求那么“纯而又纯”是不切实际的，强行搞“舆论一律”也是做不到的。在人民内部，绝不可一听反对意见或不同意见，就用简单粗暴的方法，甚至轻易用专政的方法去对付。实行民主，就要准备听不同的声音。对的接受，不对的说服、错误的抵制。总之要有民主的精神，分析的态度，用积极引导、以理服人的方法解决问题。

　

(三)

　　为了组织好真理标准的讨论，会议要求各级团委：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团中央书记处起，包括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自治区团委的主要负责同志，都要亲自抓，带头学。学习、讨论的安排要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在党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进行。关键是领导班子要讨论好，武装好，努力站到思想解放的前列。各级团校和团干部训练班都要把弄清真理标准、端正思想路线列为重要教学内容。青年报刊要改进理论宣传，结合实际事例，向青年进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

　　二、虚实结合，开动机器。要下功夫有目的地读一点马列原著，掌握立场、观点、方法。强调实践标准，不是否认理论的指导作用，不能有这个误会。不读书的状况要坚决地改过来。在读的基础上要开动机器，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提出问题来讨论。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提倡探索精神。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以革新者兼实干家的态度，去调查、研究现代化建设和共青团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要敞开思想，充分议论，做到实事求是。思想敞开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讨论深度的一个标志。

　　三、贯彻民主精神，实行“三不主义”。思想能否敞开，讨论能否深入，关键在兑现“三不主义”。在组织内，在会议上，为理解马列道理和党的方针政策，允许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允许争论，允许保留，允许批评和反批评。提倡坚持真理，服从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向组织讲真话，讲心里话，应该受到保护。对为探求正确认识而在学习中发表各种意见包括错误意见的同志，要坚持和风细雨，耐心说服。要坚持，既是真理就一定能说服人，一定能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和拥护。

　　

　


占有是物权的起点，是所有权和其他物权产生的基础。占有制度是物权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自罗马法以来，诸多国家或地区对该制度均有明确而缜密的规定。我国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通过的《物权法》在其第五编中独立成编且作专章（第19章）规定、首次以法典的形式明确建立了占有制度，并将其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列加以规制，在我国民事立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该编共一章五则条文，原则性规定了占有的法律适用（第241条），权利人享有物的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费用偿还请求权（第242－244条），以及占有保护（第245条）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上述规定既未涉及占有的概念、占有的性质、占有的构成要件、占有的类型等基本问题，不成体系，且其内容规定得也极为简略，条文表述粗疏，亦不够严谨和准确，占有制度在立法上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立足于分析我国现行法律对占有制度条文规定的基础上，本文着重阐述了物权法占有制度的立法缺失，并就立法完善占有制度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一、我国现行法律对占有制度的规定

1、《民法通则》关于占有制度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该条文承袭原苏联立法体系，将占有作为所有权的一项权能加以规定，对占有采所有权能说，即：当财产由财产所有人实际控制时，占有只是财产所有权一个具体的权能状态，依附于财产所有权而存在；然而，当财产离开财产所有人控制而非由财产所有人实际控制时，此时发生占有状态下的“权利推定”。占有状态下“权利推定”的适用规则一般为：动产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由于《民法通则》对占有制度没有具文明定，占有制度的权利推定功能显然无从发挥，占有制度的价值也根本无法实现。

2、《物权法》关于占有制度的规定

我国《物权法》第五编规定了“占有”，通过专章即第十九章、五则条文即第241－245条初步勾勒出占有制度的基本框架，虽说是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在体系、内容和条文表述的严谨性与准确性等诸方面均不尽人意，法律立法旨趣全无，下面予以具体阐述和评析：
2.1从编名、章名字眼对占有性质的理解
对于占有的性质究竟为权利、事实抑或为事实与权利的结合，长期以来备受争议，各国立法亦不尽相同，我国学界通说采事实说。《物权法》对于占有制度的规定，使用“第五编 占有”和“第十九章 占有”，而没有使用“第五编 占有权”和“第十九章 占有权”，从字眼上分析，笔者理解认为，对占有的性质亦采事实说。依此，我们可对占有定义如下，所谓占有，是指占有人对物的事实上的控制和支配。对物为控制和支配的人，为占有人，是占有法律关系的主体；被控制和被支配的物，为占有物，是占有法律关系的客体。
2.2 占有的法律适用
《物权法》第241条规定，“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条规定旨在规范占有的法律适用问题，调整有权占有人与无权占有人之间的关系。以占有是否具有本权为标准，可区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如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承租人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权而占有标的物属于有权占有，而拾得人对遗失物的占有、盗贼对盗赃物的占有，则属于无权占有。从条文表述来看，本条存在一些不准确、不严谨的地方，法律适用亦有模糊和冲突之处，主要表现为：
2.2.1 “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之“等”字模糊了占有的适用范围
依本条“基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之“等”字，从字面上来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占有除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外，还可以基于非合同关系产生；那么，条文后段所言“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当然也为基于非合同关系产生的情形，如此，在立法技术上便没有必要在条文后段单就此情形进行并列行文。进一步言，即便是有特别情形，在条文表述上也应该使用“但书”。反过来说，如果占有基于非合同关系产生，没有合同又何来“违约”、“约定”，在条文后段也不应出现“违约责任”、“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等字眼，显然该“等”字模糊了本条关于占有的适用范围，应为多余一字。我们试将“等”字删掉，本条条文意思就变得十分清晰，即占有或者基于合同关系产生，或者基于法律规定产生，其适用前提和适用范围便能得到相对清晰的界定。
2.2.2 “使用”和“违约责任”不是占有制度关注的内容
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占有、关于合同标的的“使用”以及相关的“违约责任”，这是合同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物权法》第242－244条现行规定的条文内容中也没有涉及，意味着在“占有编”中明确规定“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用、违约责任等”显属多此一举，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如此规定，也混淆了《合同法》和《物权法》之间的调整范围，在法律适用上有边界模糊、规则冲突之虞。
2.2.3 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占有本权应限定在物权之上
承上所述，基于意志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合同既可设立债权，亦可设立物权，据之形成有权占有之本权。如果权利人享有的占有本权为债权，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权利人基于债的关系的占有权只能向债的相对方行使，即便物被第三人无权占有，也不能向该第三人行使；但是，如果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物权法》占有编中，特别是第242－244条规定，显然将会抹杀债权与物权之间的区别，从而危及整个民法体系。
基于上述，本条关于占有的适用范围，既未明确条文的适用对象，更未将基于合同关系产生的占有本权限定于物权之上，需要加以重新设计改造或直接予以废止。
2.3物的返还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费用偿还请求权
《物权法》第242－244条规定了权利人返还占有物的请求权以及所生的损害赔偿、孳息与费用偿还请求权。立法上的不足和缺失主要表现如下：
2.3.1 第242条：损害赔偿请求权
《物权法》第242条规定，“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恶意占有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从条文看，本条将物之损害原因仅限定于对物的“使用”。实际生活中，除对物的“使用”外，物还可以在很多情形下遭受侵害，如占有人肆意破坏等，将物之损害原因限定在对物的“使用”上，无疑大大缩小了恶意占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该是违背了本条的立法意图。
2.3.2 第243条：原物、孳息与费用的返还、偿还请求权
《物权法》第243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依条文规定，也就是说，当权利人行使物的返还请求权时，无论占有人是善意占有人，还是恶意占有人，均应将原物及孳息返还给权利人；而对于“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善意占有人有权请求支付，反言之，恶意占有人丧失对权利人关于“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如此规定，问题就出现了：第一，如果孳息已被善意占有人消费时，强制善意占有人返还会不会使其承受过重的债务，遭受不可预期的损害？正是基于这一考虑，目前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均免除善意占有人的孳息返还义务，本条规定显然不利于对善意占有人在孳息返还上的保护；第二，对于“必要费用”，其支出之目的是在于保持物的状态或维护物的正常使用，是必须支付的费用，而与占有人对物的占有系恶意还是善意无关。本条规定“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虽肯定了对善意占有人的保护，但占有人再“恶”，这个“必要费用”权利人也必须予以返还，否则将必然导致不当得利。因此，在“善意占有人孳息返还”和“恶意占有人必要费用请求偿还”两个问题上，本条规定有待进一步的检讨与商榷。
2.3.3 第244条：物之灭失及第三人侵害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物权法》第244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灭失，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请求赔偿的，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权利人的损害未得到足够弥补的，恶意占有人还应当赔偿损失”。本条是关于物之灭失及第三人侵害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与前几条法律条文相比，本条在表述上缺乏严谨性、准确性的问题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第一，依本条规定，对于占有物“毁损、灭失”非因占有人的过错、完全因第三人的行为所致时，权利人应向占有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依民法的一般原理，权利人只能向实施侵害行为的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显然该条文违背了民法的一般原理，造成了请求对象上的错位；第二，依民法原理，损害赔偿的性质是侵害人对权利人业已造成的损害进行弥补；而本条规定“占有人应当将因毁损、灭失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返还给权利人”，即权利人请求损害赔偿时，由占有人返还不当得利，而非损害赔偿，显然该条规定亦违反民法原理又造成了请求内容上的错位。
2.4 占有保护
《物权法》第245条规定，“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侵占的，占有人有权请求返还原物；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本条是关于占有保护的规定。其条文表述严谨性不够的问题主要表现“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这一规定上，承担“排除妨害”民事责任固然是与“妨害行为”相对应，但承担“消除危险”的民事责任相对应的不是存在“妨害行为”，而是存在“妨害”危险，即存在可能妨害占有的事实或行为，因此，本着严谨的态度，本条“对妨害占有的行为，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表述为“妨害占有的或者可能妨害占有的，占有人有权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就显得比较准确。

二、我国占有制度的完善

如前述，我国《物权法》占有编缺失许多重要的制度，对于占有概念、占有的性质、占有的构成要件、占有的类型等基本问题以及占有的取得、占有的丧失等重要问题我国《物权法》均没有明确的界定和规定；就是目前仅含的五则条文，亦在表述上存在诸多不准确性和不严谨性的缺陷及不足，这注定了我国占有制度显得空有其名而未得其实。笔者认为，我国占有制度的完善，首先就应该对前述占有的基本问题进行明确界定，除此以外，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也显得非常有必要。
1、对“占有编”条文内容作调整或者重新表述
现行《物权法》占有编五则条文存在种种问题，见于前述，各条内容均有待于重新审视、检讨和商榷，需要作系统的调整或作重新表述，以真正体现立法者在占有编中力图实现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同时要充分体现出对善意占有人和恶意占有人区分保护的目的。
2、确立先占制度
完善占有制度，首先应确立先占制度。先占是指先占者以其所有的意思占有无主动产而取得该财产所有权的事实。把无主物的所有权赋予先占人，有利于物的充分利用，建立完善的归属秩序。我国《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均没有承认无主动产的先占取得制度，只是规定所有人不明确的漂流物、埋藏物、隐藏物，无人认领的遗失物，无人继承的财产归国家所有；对其他无主不动产的归属，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确认先占制度，这不仅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还有利于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社会经济循环发展，对构建节约型社会也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3、明确间接占有制度
间接占有是指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对于事实上占有物的人具有返还请求权，因而间接对物管领的占有。由于我国现行《物权法》规定的占有改定、指示交付等，以及经济生活中的融资租赁、让与担保、所有权保留等相关制度，均以间接占有为基础，应在占有编中得以明确体现。
4、确立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又称占有时效，是指财产占有人以所有人的名义善意地、公开地、和平地持续占有他人财产达到法定期间，即依法取得对该项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尽早确定财产归属，定纷止争；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社会秩序，做到物尽其用，并排除因岁月流逝而发生举证上的困难。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可有效解决“权利真空”期间财产争议的矛盾，与目前消灭时效制度相互衔接，也将使得我国时效制度更为科学、更为完善。
5、规定占有推定规则
没有规定占有推定规则，占有制度是不完整的。占有推定是占有作为法定公示方法确认以来，对与占有相关事实及基于占有发生社会关系过程中意思的推定，如无相反证明，推定的事实及意思就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占有推定包括占有的事实推定和占有的权利推定。占有的事实推定主要是法律基于对社会实际生活的判断而对社会常态的一种承认，即这种占有事实的推定与社会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基本一致。占有的权利推定是占有推定效力最重要的内容，其有两个层次的表现，即占有推定占有人享有“合法”占有权和占有推定为所有。我国《物权法》占有编中没有规定占有推定规则，而占有推定规则对维护社会财产秩序和社会安定、保护私人财产权、鼓励个人创造财富、促进交易安全和便捷、发挥物的利用效益以及保护占有背后的权利等具有重大意义。
6、确立自力救济途径
当占有受到妨害甚至被侵夺时，占有人可请求公力救济。但是由于情形紧迫，或者由于举证困难不能获得公力救济，或者由于难以获得公力救济时，为保护现有的占有状态，就有必要赋予占有人自力救济权。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包括：①自力防御权。指占有人对于侵夺或妨害其占有的行为，例如侵入占有人的房屋，可以以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将侵入者驱逐出房屋。自力防御权的保护重在占有的事实状态，因此只有直接占有人可以行使，间接占有人无此权利。②自力取回权。即占有人对于被他人侵夺的占有物，有权取回。例如占有人的动产，被他人非法侵夺时，占有人可以当场或追踪取回。赋予占有人自力救济权，不仅具有维护社会和平秩序的作用，更含有维护占有本权的价值，对于占有制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