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处分若干试行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市属机构：《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处分若干试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违法行政行为行政处分若干试行规定


第一条为严肃行政纪律，惩处违法行政行为，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各级国家公务员。

第三条处分国家公务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在规定的时限内做出处理决定。

第四条给予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依法分别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或者处理权限决定；其中给予开除处分的，应当报上级机关备案。

第五条实施违法行政行为应当追究行政纪律责任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条本规定所称直接责任人员，是指因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规定的职责，其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国家公务员。

本规定所称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是指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对主管的工作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对出现违法行政行为负有领导责任的国家公务员。

第七条本规定所称造成危害后果，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或者在客观上造成不良影响。

第八条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一）无正当理由对行政审批申请不予受理的；

（二）无正当理由在规定审批时限内未予办理完毕的；

（三）行政审批申请人申请材料不齐全，不一次性书面告知行政审批申请人必须补齐补正的全部内容，造成危害后果的。

第九条在行政审批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擅自设立或者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的；

（二）对已被依法取消或者撤销的行政审批事项继续实施审批或者变相审批的；

（三）在依法规定的审批条件和标准之外，擅自增加其他条件或者限制的；

（四）无正当理由对符合规定条件应当予以批准的行政审批申请不予批准的；

（五）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行政审批申请予以批准，并造成审批行为违法无效的；

（六）违反规定程序实施行政审批的；

（七）超越职权实施行政审批的；

（八）向行政审批申请人提出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交纳保证金、参加保险等不正当要求的。

指令下属部门或者人员违反规定办理审批事项的，依照前款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条行政机关中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公务员不依法履行职责，对已经取得审批批准的单位，发现其不再具备审批条件而不撤销原批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十一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一）无法定依据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

（二）擅自设立行政处罚种类或者改变行政处罚幅度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时限的。

第十二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一）对应当实施的检查无正当理由不实施，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对发现或者群众举报的管辖范围内的违法行为不依法进行处理，或者无正当理由拖延处理，造成危害后果的；

（三）对依法应当移送有关机关处理的违法违纪案件不移送，致使违法违纪人员逃脱行政处分、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

第十三条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争议进行裁决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十四条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上级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决定、命令或者重大工作部署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十五条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对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重大案件或者其他造成恶劣影响的事件负有责任的，根据危害后果以及所负的责任，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第十六条刁难、粗暴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或者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打击报复，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七条对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推诿扯皮，不负责任，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第十八条擅自使用、调换、变卖或者损毁被依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的财物的，给予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十九条违反规定，应当回避而不回避，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第二十条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一条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泄露国家秘密，或者泄露因履行职责掌握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造成危害后果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二条对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的，依照国务院《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及本市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三条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为自己、配偶、子女或者其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第二十四条被处分人员对行政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及《北京市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第二十五条对违反行政纪律取得的财物，应当依法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二十六条因实施违法行政行为而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危害后果的，在追究有关责任人员行政纪律责任的同时，应当责令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造成损害并涉及赔偿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实施追偿。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分：

（一）在受行政处分期间故意违法违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

（二）有本规定中两种以上（含两种）应当受到行政处分的违法行政行为、违纪行为的；

（三）伪造、销毁、隐匿证据或者隐瞒违法违纪事实的；

（四）包庇同案人的；

（五）干扰、阻碍对其违法违纪行为进行调查的；

（六）强迫、唆使他人违法违纪的；

（七）打击报复举报人、证人或者案件经办人的；

（八）有其他依法应当从重处分情节的。

第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

（一）主动检查违法行政行为、违纪行为并及时予以纠正，或者积极配合组织调查，主动说明违法违纪行为的真实情况并提供相关证据的；

（二）主动采取措施，减少或者避免损失，或者及时消除不良影响的；

（三）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行政行为、违纪行为，情况属实的；

（四）有其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分情节的。

第二十九条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条违法行政行为情节轻微尚不够行政处分的，依照《北京市国家公务员行政告诫暂行规定》给予行政告诫。

第三十一条违法行政行为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受委托或者被授权行使上述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以外的组织或者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三十三条本规定施行中的有关问题，由市监察局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

第三十四条本规定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司法改革：分级管理还是垂直管理

王琳


　　司法机关的分级管理指的是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正是这种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上的分级管理目前已被普遍认同为司法改革在推进过程中步履缓慢的最主要障碍。

　　分级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分级管理是滋生地方保护的温床。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都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也就难以避免了。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不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么。于是，地方司法机关便真正成其为地方的司法机关，而不是国家设在地方的司法机关。这种司法权的地方化几乎在诉讼的每一个阶段都俯手可拾：在案件管辖上，为抢占处置相关财产或利益的有利地位，有的司法机关授意当事人虚构合同，人为制造假案予以受理；有的明知外地司法机关已依法受理，仍以同一事实、理由重复立案，甚至更改立案时间，使本地立案合法化；在案件审查上，有的司法机关为保护本地区当事人的利益，不惜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有的司法机关为减少本地当事人的损失，亦不惜先来个违法的诉前保全，强行冻结或先行划拨以不让本地资金外流。在司法协助上，有的司法机关对异地协查、协助或置之不理，或向协查方收取种种费用或提成；有的对外地司法机关在本地办案明协助，暗拆台，为本地当事人通风报信，出谋策划，帮助当事人逃避或隐匿财产。至于基由地方保护而造成同一财产被不同司法机关重复查封，同一事实被不同司法机关作出不同判决的混乱状况更是屡有可见。多年来，这种种怪现状就在国家的三令五申下禁而不止、除而不绝。

　　其次，分级管理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司法受制于行政的一大恶果，就是令司法官员在缺乏必要保障的司法环境下被动地背斥了尊严的法律，而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法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法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从世界各国的司法体制来看，司法官大部分由国家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许多国家司法官的任命是直接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国事行为的方式进行的。任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荣誉，这有利于强化法官对职业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严格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由于任命司法官的主体地位相对较高，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从而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然而在我国， 除最高人民司法机关以外，所有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司法官员，也是分级任命。这种任命方式，削弱了司法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只是地方的司法官，而不是国家的司法官。效忠于地方也就成了绝大多数司法官的最高理论。

　　再次，分级管理的导致了司法的“泛行政化”。司法机关的工作本在于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而分级管理却让不管是当地党委还是当地政府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当地司法机关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下：对司法机关而言，党委组织的下乡扶贫要支持，计划生育要抽调，文明机关创建要参加，招商引资任务要完成等等，与检察、审判有关无关的种种活动使得司法机关疲于应付。而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一府两院”毫不避讳，硬生生地将“深化司法改革，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入到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全无有“违宪”的察觉。这也难怪，在地方政府的眼里，由他们供给的地方司法机关可不就如同政府内一个普通的职能部门一样么。不得不提的是，司法的“泛行政化”不但表现在这些外部表征上，更造就了司法机关内部的机构雍肿，效率低下，甚至司法官员的管理也被过份公务员化。虽然从1999年开始，全国各地不恰当地机关都开展了法官和检察官的等级评定工作，但每位法官和检察官都清楚地知道，这些“业务等级”只是个“虚名”和“摆设”，搞搞形式而已，“副科”、“正处”等行政级别对他们才更有意义：工资、福利、劳保，甚至连配坐什么车辆、有无专职秘书等都由司法官的行政职级来决定。而且司法官的衔级评定也是与行政职级相对应的，不少地（市）级司法机关都规定，只有副科级以上行政职级者才能被提请任命为助理审判员或助理检察员，只有正科以上行政职级者才能被提请任命为审判员或检察员，而在省级司法机关，提请任命法律职称的行政职级限制还要高。如此高度行政化的外部和内部管理机制，加剧了司法的官僚化，并直接影响了司法的效率，既不利司法工作的开展，更不利于司法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与分级管理相对应的司法保障体制便是垂直管理。其具体内容包括：最高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最高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在财、物等司法资源的供给上，则应将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统一拨款，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支配和管理。自然，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是在与海关、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

　　不得不提的是，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首先还在于应扭转思想认识，要勇于打破过去那种一说到垂直管理就认为这是在党内闹独立，是脱离党对司法的领导的错误思想。应当看到，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都是党的领导，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垂直管理的认识并未得到统一。

　　在新中国52年的司法制度史上，垂直管理的命运可谓坎坷。以检察制度为例，从1949年12月制定的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规定的垂直管理，到1951年9月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规定的双重管理，到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重新规定的垂直管理，再到现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双重领导，中间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否定之否定再否定的过程。法律规定的变化无常本身无疑正表明着国家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摇摆。时至今日，随着人们对司法性质和特色的进一步认识以及对对法治的深入探讨和理解，我们理应果断地在分级管理和垂直管理中作出应然的选择——分级管理实不能适应司法改革发展的需要，更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而垂直管理如得到建立，将大大加速司法改革的进程，进而更好地促进十五大所提出的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