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制度且慢设立

法制日报１９９９年９月
　　不采用“沉默权”制度有可能伤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甚至误伤好人；但是采用“沉默权”制度又有可能降低侦查效率，甚至放纵坏人。常言道，“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何者为轻，不同国家显然会因文化传统差异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例如，美国的传统是重视个人权利的保护和强调司法活动的程序公正，因此宁肯牺牲侦查效率也要采用“沉默权”制度。中国的传统是重视群体和国家的利益并且强调司法活动的实体公正，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形成“沉默权”制度的土壤。诚然，我们现在应该学习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的优点，应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应该重视司法活动的程序公正，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照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之所以无法摘去“犯罪王国”的帽子，其司法制度过分强调被告人权利保护和片面追求程序公正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是前车之鉴。
　　有人声称我国在“沉默权”的问题上必须“与国际接轨”，并且以中国在1998年10月5日加入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为依据。该公约第14条规定：“被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遵守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但是，上述规定并不意味着执法人员必须在审讯之前告诉对方“你有权保持沉默”。只要审讯人员不以任何方式强迫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就是遵守了上述规定。换言之，“沉默权”并不是在司法程序中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权利的惟一途径。对我国来说，当前最重要的是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刑讯逼供，而不是超越现实情况去空谈什么“沉默权”。当然，我们不能仅在法律中笼统地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而是要制定相应的证据排除规则和保障制度。凡是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一律不许在审判中用做证据。凡是刑讯逼供的人，一律严厉处罚。同时，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也要努力克服根深蒂固的“口供情结”，提高“科学办案”的能力。
　　最后，笔者奉劝那些“去西方取经之人”：在您使出“搬运功”之前，最好先看清您要搬回国的东西究竟是“他山之石”还是“前车之鉴”。
　　《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盗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区分与一般的盗窃形式不同，且“引扒入刑”并没有情节、数额要求。新刑法生效后，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扒窃定罪案例。对于该规定是否合理以及扒窃入罪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认定，一直引起了诸多探讨。

　　一、扒窃独立构罪之正当化法理分析

　　（一）扒窃的概念及行为特征界定

　　扒窃，一般是指不法行为人（俗称“扒手”）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通过采取近距离、贴身式的割包、掏兜等方式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扒窃行为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

　　第一，扒窃地点的特定性。扒窃行为多发生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等人流量较大、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如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公园、广场、火车、公交车等。扒窃型盗窃多是不法行为人利用人们在公共场合下相互之间身体碰撞、挤压等无意识或意识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实施盗窃行为。扒窃行为的这一本质决定了扒窃行为的发生地点的特定性。也是区分一般盗窃罪的表征。

　　第二，扒窃对象的随身携带性。根据上述扒窃定义，扒窃行为的对象主要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物品。强调随身携带性的目的在于“引扒入刑”注重维护的是人们在出行过程中的财产安全感。而人们出行过程中最为关切的是财产也即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样发生在公共场所，行为盗窃的是公共场所的自行车、商场的商品与盗窃的是公共场所某人随身携带的钱包，两者盗窃归类不同，前者是传统的盗窃表现形式，后者是扒窃型盗窃的表现形式。

　　第三，扒窃行为的“公然性”。在传统的盗窃表现形式中，行为人往往采用自认为秘密的，不为他人知晓的方式窃取他人财物。这里的“他人”是指除行为人本人之外的所有人，包括财产所有人、占有人及社会公众。而在扒窃型盗窃中，行为人只是采取了不为被害人所感知的方式窃取其随身携带的财物，除被害人及行为人本人外，其他第三人是有可能知晓其行为，但行为人基本不考虑或不完全考虑。而且根据社会常识和司法经验，在公共场所实施扒窃的扒手往往具有多次作案的经验。因此扒窃型盗窃的“公然性”说明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比一般盗窃要大，社会危害性更大。

　　（二）扒窃独立构罪之正当化论争及法理分析

　　1、扒窃独立构罪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扒窃入刑虽然能够起到严厉打击盗窃行为、降低盗窃发案率、保护公民财产权的作用，从出发点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刑法的这一修改使得扒窃成为行为犯，只要有扒窃行为就要被定为盗窃罪，不问及次数及金额。扒窃独立构罪尚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第一，这一规定使得扒窃成为行为犯，然规范行为犯一般适用于保护重大法益及个人专属法益。而财产权属于非专属法益，显然不是行为犯所涵盖的内容。所以盲目入罪显不合适；第二，这一规定有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也不利于刑法经济性的实现。正如贝卡里亚所说：“从本质上来说，刑法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对于诸如扒窃几十元或扒窃未遂等行为通过行政处罚即可对行为人进行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动辄采用刑罚，显然是不必要的，在实践中通过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操作无疑会增加刑事司法成本，不利于刑法经济性的实现。

　　2、扒窃独立构罪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依据刑法及修正案八的规定，不难找到扒窃独立构罪与出罪的区分标准。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但书规定明确将社会危害性小的行为排除在刑罚之外。且该条规定是刑法总论规定，具有指导和制约着分则的具体犯罪构成，因此第13条但书规定毋庸置疑也制约着盗窃罪。因而扒窃独立构罪并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及刑法的谦抑性。

　　扒窃案件事涉民生，扒窃行为独立构罪有利于遏制当前尤其是春运期间扒窃犯罪高发态势。笔者认为，扒窃入刑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因素：第一，扒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使然。公众在公共关系场所内随身携带的财物被窃取，这对受害者产生心理上的不安程度可想而知，因此扒窃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一般盗窃行为。第二，扒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使然。一者，扒窃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实行的行为，体现出行为人较大的主观恶性。再者，一般而言扒窃行为人累犯、再犯的比例极高，多数皆有犯罪前科。

　　笔者认为，刑法第264条规定扒窃入刑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扒窃都会被定罪量刑，还有其他的救济手段，如刑法第37条免予刑事处罚规定；或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不提请检察院起诉，或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二、扒窃独立构罪之实务探析

　　1、扒窃的着手　 根据刑法第264条，对扒窃着手的认定，源于对“随身携带”的解释，随身携带有带在身上一起随之移动的意思。笔者认为，因为扒窃的对象是被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宜采用“贴身接触说”，当行为人的手触碰到他人置放有财物的口袋或手提包、挎肩包等，此时他人的财产就有受侵犯的危险，故这种状态下应认为扒窃的着手。

　　2、扒窃的既遂标准　犯罪既遂是故意犯罪的终了形态，司法实践中一般以是否对法益造成损害为判断标准。据此有人认为，扒窃与传统的盗窃罪一样均属于侵犯财产权法益的犯罪。而侵犯财产权型的犯罪属于结果犯，以行为人实际控制了财物即告犯罪既遂。但笔者认为，扒窃行为与传统的盗窃行为有所不同，从立法者的意图分析出发，扒窃入刑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财产权益，更大的层面是为了保护社会公众的出行安全秩序。因此扒窃行为一着手，行为与结果就同时发生。因此，笔者认为，扒窃一旦实施，便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就已达到既遂状态。

　　三、小结

　　扒窃入刑，将有效遏制扒窃行为的频频发生。然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严格按照刑法的精神和刑罚的目的，对扒窃的定罪处罚应当充分结合扒窃对象、扒窃数额、扒窃情节、行为人事后态度等实际因素作出。

　　（作者单位：江西省东乡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