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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文化交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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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文化交流计划

中国 德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九八八年至一九八九年文化交流计划


(签订日期1987年10月10日 生效日期1987年10月10日)
            A.科学、教育、语言

 一、科学、高校、高等专科学校
  1.奖学金
  a、德方奖学金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每年提供最多四十个奖学金名额和所需延长的名额。
  DAAD一九八八至一九八九年继续执行一九八七年开始的联合培养中国博士研究生的计划。总计划包括一百五十人/年。
  DAAD继续推荐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习位置。
  在德国经济界奖学金计划内,将通过卡尔·杜伊斯堡协会及其中心在已承诺的范围内,向中国各专业的年轻的大学毕业生继续提供奖学金(共十八个月:语言学习及在大学和企业进修)。目前德国经济界的奖学金计划,已额外增加五十名奖学金。
  中国法律工作者在德国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将继续进行。
  根据赵紫阳总理和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于一九八七年七月达成的协议,德方将从一九八八年起逐步并大幅度地增加向中国科学家、留学生和实习生提供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培训位置和奖学金。为此,双方于一九八八年在本计划中将提供额外的奖学金和培训位置。关于从一九八九年起双方进一步增加的奖学金名额将尽早达成一项特别的协议。
  b、中方奖学金
  中方每年提供最多四十个在中国高等院校及其所属研究机构学习、研究的奖学金名额和所需延长的奖学金名额。
  中方向德国的博士生和年青科学工作者提供八名为期二至六个月的短期奖学金,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科研。
  c、选拔办法
  在决定分配奖学金时,各方都考虑对方政府、科研机构和有名望的科学家的建议以及个别奖学金生的申请。接受德方奖学金须经中方主管部门同意。
  涉及到双方向对方大学生提供的奖学金时,将注意以下几点:奖学金提供方(如DAAD或国家教委)在征得建议机构的同意后决定奖学金的分配。为此,根据一方的要求,奖学金提供方的主管人,如使馆和总领馆的代表,将在对方建议机构的协助下,在奖学金申请人本国内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具体选拔办法将另行规定。
  有关延长奖学金名额问题应由一方尽可能在奖学金期满前三个月做出决定并将结果直接通知对方。延长在德奖学金须经中方主管部门同意。
  2.自费生/政府奖学金生
  中方准备每年通过DAAD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接受总数(包括延长名额)最多二百名的德国自费大学生、博士生及年轻科学家并免收学费。
  德方准备每年在中国政府的奖学金计划内接受最多为二百名学位获得者和年轻科学家,由DAAD介绍到德国高等院校学习。
  中方尽量向在华进行科研工作的德方奖学金生和自费生提供方便的工作条件,尤其是能使他们获得原始资料。
  3.互换科研工作者
  a、双方努力进一步加强互换科研工作者,鼓励两国科研工作者进行直接接触,各方应为对方的科研工作者提供适当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b、德方赞助措施
  DAAD每年向中国科学家提供最多十名一至三个月的研究逗留机会,供在德方研究机构进行科研工作。
  DAAD每年推荐和赞助最多三十名德国高校教师到中国高等院校进行客座讲学。
  DAAD在与德国校际交流院校商定后,每年向上海同济大学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介绍并赞助最多五名德国高校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工作和最多十五名讲师进行为期一至三个月的教学工作。
  DAAD每年介绍并赞助除日耳曼学专业以外的最多四名科学家作为专业讲师到中国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任教。
  如果在个别情况下,推荐不到长期教师,则可由相应数目的短期讲师或教师代替。
  c、中方赞助措施
  中方每年向德国科学工作者提供最多十个为期一至三个月的研究名额,到中国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工作。
  4.代表团
  双方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各邀请一个最多五人的教育代表团,作为期二至三周的考察。代表团的组成由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DAAD负责。细节届时另商。
  在代表团交换范围内,中方邀请一个最多为四人的德方专业代表团作为期最多两周的访问(高等专科学校)。
  中方邀请最多十名德国汉学学者访问中国十四天。细节另商。
  5.会议
  双方在各自可能的范围内,欢迎和赞助各方的科学家到对方国家参加国际会议。
  6.高校实习生
  双方欢迎像在一些高等院校之间已经进行的互换高年级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实习性逗留。
  德方建议,除现有的协议外,通过国际组织加强交换实习生。经济学大学生的国际实习交流活动可由国际经济大学生联合会(AIESEC)赞助,工程科学大学生可由IAESTE赞助。
  7.科学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交换学术文献
  双方欢迎两国科学图书馆的合作。
  以中国学术研究机构为一方,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和德国高校及德国图书馆为另一方,继续交换著作。
  此外,德方可通过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向中国的学术机构提供德方学术出版物。
  8.建立中国高等专科学校方面的合作
  双方继续进行在高等专科学校方面的合作。
  9.上海同济大学预备部
  双方同意就同济预备部的方案进行审查。德方准备支持预备部工作的继续进行。具体细节将在共同备忘录中规定。
  10.同济之友协会继续执行与同济大学已达成的向同济提供奖学金,派遣教师和提供仪器援助的计划,联邦政府把这一不是由联邦政府财政支付的计划看作是一个补充计划。同济之友协会支持把同济大学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开展的各种接触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予以协调。
  11.高等院校间的校际交流和高校合作的其他形式
  a、双方在合作协议范围内,促进高等院校间的直接接触,鼓励高校和其他学术机构及其科学工作者之间的直接接触。为保证集中、有效地利用现有资金,双方努力促进高校间合作的重点项目。在本计划中列举的具体赞助措施,应根据有关校际交流院校商定的原则实施。
  b、校际交流、奖学金
  德方为1988年和1989年提出下列促进措施。有关具体奖学金的选拔和分配由有关校际交流院校详细商定。
  在校际交流范围内:
  海得堡大学--武汉同济医科大学
  海得堡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海得堡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
  海得堡大学--天津大学
  霍恩海姆大学--北京农业大学
  卡尔斯鲁尔大学--昆明工学院
  卡尔斯鲁尔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康斯坦茨大学--复旦大学
  康斯坦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斯图加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
  斯图加特大学--上海机械学院
  图宾根大学--南京大学
  斯图加特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康斯坦茨高专--上海交通大学
  康斯坦茨高专--南京专科学院
  斯图加特印刷高专--陕西工业大学
  合作:
  弗赖堡大学体育和体育科学系--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和体育运动研究所
  斯图加特大学和弗赖堡大学--辽宁省的大学
  为中国客座科学家提供三百二十六人/月作为期一个月到一年的学习、研究。
  为中国的硕士生和进修生提供二百五十二人/月,进行学术逗留。
  为中国的博士生提供九十六人/月。
  为中国的大学生提供十二人/月。
  在需要时,邀请中国校际交流院校的代表访问上述德国高等院校。
  为中国校际交流院校提供书籍、教学和研究资料。
  为四十五名科学家和五名德语教师到中国校际交流院校进行客座讲学提供旅费。
  这些措施在一九八八年实施。一九八九年在财政预算允许提供资金的条件下仍将采取同样规模的措施。
  中国科学家的客座讲学:
  海得堡大学(东亚艺术史教研室)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各邀请一名中国科学家讲授考古学和中国艺术史。
  在拜罗依特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合作协议范围内:
  向中国科学家或大学生提供五个奖学金(各一年)。
  在柏林自由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校际协议范围内:
  每两年各交换一名大学教师,为期二个学期(九个月)。
  每年各交换两名科学家,为期六个月。
  在柏林工业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校际交流协议范围内:
  交换教授和讲师。每年双方最多派出二名讲师。
  派遣研究奖学金生赴柏林工业大学。派遣最多六名奖学金生,为期最长两年。
  共同举办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如可能每年交替在校际交流合作院校共同举行讨论会或学术会议。
  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建立和扩大管理、微电子技术及计算机科学和机器人领域各专业和研究所(通过咨询和必要的人员培训)。
  支持共同的研究项目,促进上海交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中国和德国企业四方在管理科学方面的多边合作。
  在柏林工业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校际交流协议范围内:交换教授、讲师。双方每年最多互派二名教授、讲师,两校争取均等利用此种可能性。
  派遣研究奖学金生到柏林工业大学学习,人数最多五名,为期最长二年。
  扩大浙江大学的“德语教学”。最多派两名讲师到浙江大学任教一年(负责德语教师进修、为浙江大学的中国交换预备生举办语言训练班,扩大“德语教学”的教学计划)。此外,浙江大学派出二名德语教师到柏林工业大学进行为期十二个月的进修。
  通过短期专家建设地区规划和建筑系。
  举办双边讨论会和学术会议。如有可能每年轮流在两校举行一次双边讨论会或学术会议。
  在柏林工业大学和北京工业学院的校际交流协议范围内:
  交换教授和讲师。双方每年最多派出二名教师,两校争取均等利用此机会。
  派研究奖学金生到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最多四人,为期最长二年。
  一名中国德语教师赴柏林工业大学进修,为期六至十二个月,以支持建设“德语作为外语”专业。
  在柏林工业大学和浙江农业大学校际交流协议范围内:
  交换教授和讲师。双方每年最多互派二名教师,两校争取均等利用此机会。
  派研究奖学金生到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最多二人,为期最长二年。
  在柏林工业大学和徐州中国矿业学院校际交流协议范围内:
  交换教授和讲师。每年最多派二名讲师。
  派研究奖学金生到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最多二名,为期二年。
  在一方举行不定期双边学术会议。
  由机械工业委员会机床研究院机床和加工技术研究所建立北京密云计算机控制工程培训中心(由联邦研究技术部支持)。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和柏林工业大学(由联邦研究技术部支持)的交流合作协议范围内:
  项目负责人执行研究工作(先进行三年)。
  双方科研机构领导人互访。
  在广州暨南大学和柏林凯琳瑟·弗里德里希基金会关于培训医生的合作协议范围内:
  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邀请最多十名中国医生到柏林进修一年。
  派遣最多五名德国医生到中国进修一年。
  在下列合作协议范围内:
  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同济大学
  吉森大学--西北农业大学
  提供两个奖学金。
  在校际交流合作范围内: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重庆大学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合肥)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南开大学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北京大学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同济大学
  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华东水利学院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阜新矿业学院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上海华东化工学院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长沙中南工业大学
  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北京大学
  哥廷根大学--南京大学
  哥廷根大学--北京林业大学
  哥廷根大学--北京大学
  哥廷根大学--武汉大学
  哥廷根大学--北京林业科学院
  汉诺威大学--南京华东水利学院
  汉诺威大学--机械工业部机床研究所
  哥廷根大学--中国科学院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北京大学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安徽大学(芜湖)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安徽大学(合肥)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汉诺威音乐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
  东北下萨克森高等专科学校--华东水利学院
  每年为教授提供二十三个奖学金,为研究提供六十个奖学金。
  在高专合作范围内每年提供十八个奖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安徽省及浙江省政府和下萨克森州在中国建立高等专科学校方面进行长期合作,特别要在建立杭州、安徽合肥高等专科学校方面进行合作。下萨克森州主要在制定学制、专业师资进修、购置设备及共同的研究项目方面给予帮助(样板高等专科学校)。
  在校际合作范围内:
  亚琛工业大学--清华大学
  亚琛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
  比勒费尔德大学--中央民族学院
  波鸿大学--同济大学
  多特蒙德大学--北京钢铁学院
  杜塞尔多夫大学--北京大学
  埃森大学--武汉同济医科大学
  埃森大学--北京医科大学
  埃森大学--天津大学
  帕德波恩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
  科隆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院
  亚琛高等专科学校--成都通讯工程学院
  亚琛高等专科学校--浙江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亚琛高等专科学校--天津大学
  在合作范围内:
  波鸿汉语学院--南京大学
  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每年向中国额外提供十五个奖学金。
  在浙江省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关于建立宁波高等专科学校的共同协定范围内,拟支持该校的设计,制订学制、建立数据处理中心以及帮助建立建筑材料实验室。另外,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每年向中国科研人员提供最多六名进修奖学金名额。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科学与研究部长委托得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其他高等专科学学校支持亚琛高等专科学校负责上述项目的执行。亚琛高等专科学校和宁波高等专科学校之间建立在积极合作基础上,超出一般校际关系的接触正得以发展。
  在北京国家旅游局和莱茵兰-法耳次高专的合作范围内:
  --向四名中国旅游专业研究生提供各为期四年,在路德维希港--沃尔姆斯旅游系所属的沃尔姆斯学习旅游点学习的奖学金;
  --一九八八年邀请一个中国旅游专业工作者代表团赴沃尔姆斯莱茵兰-法耳次高等专科学校进修。
  在高校校际合作范围:
  基尔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希特大学--杭州浙江医科大学;
  吕贝克医科大学--杭州浙江医科大学;
  基尔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希特大学--杭州浙江农业大学;
  基尔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希特大学--杭州大学。
  --邀请中国四名医科大学教授赴基尔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
  --邀请中国二名或四名农业大学的科学家赴基尔进行为期八个月或四个月的逗留;
  --邀请中国高校各二名青年科学家赴基尔大学进行各为期八个月的进修;
  --派遣德国高校各一名教师赴医科大学和农业大学进行为期四至八周的访问;
  --邀请中国二名年青科学家,特别是德语教师赴基尔大学进行为期八个月的进修;
  --邀请中国二名科学家赴吕贝克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访问;
  --邀请中国三名科学家赴吕贝克进行各为期八个月的进修;
  --派遣四名德国教授赴杭州进行为期四周的访问;
  --交换书籍、杂志、出版物和科学资料。
  保留用于该目的的各项财政支出的批准情况。
  其他合作和校际关系:
  格尔默尔斯海姆美因茨大学应用语言学系--北京语言学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促进汉语-德语教学研究会--北京语言学院;
  柏林自由大学--兰州大学;
  基尔克里斯蒂安·阿尔布莱希特大学--复旦大学;
  慕尼黑工业大学--武汉大学;
  汉堡大学--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
  汉堡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
  汉堡高等专科学校--上海机械学院;
  吉森·弗里德伯克高等专科学校--南昌工业大学;
  慕尼黑电影电视大学--北京电影学院;
  萨尔州大学洪姆堡医学院--武汉同济医科大学。
  12.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
  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会按惯例继续向中国年青科学家提供研究奖学金;向德国科学家提供菲多尔、吕嫩研究奖学金。
  13.高校范围以外的机构间合作
  A、双方同意应促进两国高校范围以外的科研机构的合作。
  双方强调中国科学院与马克斯·普朗克协会和弗劳恩霍夫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教委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与德意志研究联合会在科学交流和科研合作方面所起的作用。
  B、双方因此欢迎其他一些机构旨在促进两国科学文化交流而做出贡献。
  14.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按惯例每年提供最多四十名奖学金名额(包括延期的名额)。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将特别致力于在文化科学领域里发展四川省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机构紧密合作。
  15.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每年向中方提供最多六十个奖学金名额(资助七百二十人/月)。包括支持完成学业有必要延长的名额。这一项目首先用于科学后继人才的培养和进修。目的在于读完德国高校的学业--一般是完成博士学位。如迄今为止,与中国有关机构商定这一资助项目和充分利用而颁发奖学金。
  阿登纳基金会将继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委的经济政策对话,每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轮流举行一次讨论会。阿登纳基金会将与中国孔子协会交换代表团。此外,还将邀请几位在中国有特殊作用的作家和艺术家访问德国。
  16.汉斯·赛德尔基金会
  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于1988/1989年向中国研究生和科学家提供最多四十五个奖学金名额。奖学金的人选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同汉斯·赛德尔基金会共同选拔。对奖学金生的选拔,三个组织均有建议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同赛德尔基金会在本计划执行期间各交换一个代表团。
  17.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将每年向中国留学生及科学家提供至多30个奖学金名额,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另外提供四个年度奖学金。
  18.海因里希·赫茨基金会。
  海因里希·赫茨基金会在一九八八年提供约十五个奖学金名额,并争取在一九八九年也提供奖学金。

 二、促进语言和相应的学术领域的合作
  1.双方认为在各自国家促进对汉语和德语以及相应学术领域(汉学和日尔曼学)的学习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强调提高外语知识水平,特别是对于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交流及对于扩大科学家和大学生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特别欢迎迄今在两国普通中学为促进语言教学活动。
  2.德语
  双方同意,继续在中国教育机构开展德语教学方面的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
  A、德语教师
  德方每年介绍并赞助最多共二十五名德语和德国文学教师到中国高等院校进行为期至少两年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的工作。
  B、中国德语教师进修
  德方每年为十五名中国德语教师(其中尽可能安排同济大学和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各一名德语教师)提供奖学金,赴歌德学院进修六个月。奖学金申请者的挑选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办理。
  德方将继续派遣二名歌德学院讲师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为中国德语教师举办进修班。关于时间、期限和内容,届时另商。
  德方每年通过DAAD推荐三名教师到中国高校为德语教师举行讲座和讨论会,为期二至三个月,具体细节由双方另商。
  C、为中国外国语学校提供专业顾问
  德方愿意继续派二名德语教学的专业顾问到中国外国语学校。关于他们的任务及增派专业顾问的可能性将通过外交途径另行商定。
  在条件成熟时,德方准备派二名德语教师到重点高中开展德语教学工作,除了本身的教学以外,亦可根据要求,负责对本校任课的中国德语教师的进修。
  D、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举办语言训练班提供奖学金
  德方每年提供最多七十八人/月的奖学金,用于参加在歌德学院举办的语言训练班。这些名额由国家教育委员会确定。奖学金申请者的挑选按本计划中规定的原则办理。
  3.汉语
  应继续进行和加强目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促进汉语教学所开展的活动,并应通过德国汉语教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修以补充这一工作。
  德方指出,现已可能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普通中学、业余大学和大学里学习汉语已扩大的可能性和日益增长的要求。中方已知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州文化部长常务会议“关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普通学校汉语教学状况”的报告。
  A、汉语教师
  中方准备应德方高等院校的要求推荐最多十名汉语教师到德方高等院校任教。DAAD将做出努力,使德国高校提供任教位置。他们的待遇与德方有关大学同级教师相同。一名汉语教师继续在哥廷根大学任教。
  B、德方自费生来华参加假期汉语训练班
  中方向德方汉学专业大学生及其他学习汉语的大学生每年提供至少六十个名额自费来华参加为期六周的暑假汉语训练班。
  4.交换中学生(学语言的中学生)
  德方于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每年邀请最多六名德语成绩优秀的中学生和一名陪同教师赴德逗留四周。在条件成熟时,中方应为德方汉语成绩优秀的中学生提供同样的机会。
  为此,双方欢迎正在有效进行的和进一步开创的中学间的校际合作关系和学生之间书信往来的活动。
  5.语言培训的具体项目
  A、上海样板科技德语项目
  双方一致同意在上海同济大学合作建立“专业德语中心”,该中心应成为中国此类专业语言中心的样板。
  B、双方将致力于协调其他专业语言项目,如北京外贸大学的专业语言项目及杭州浙江大学同柏林工业大学合作的“科技语言”项目。
  C、编写教学资料
  德方准备由歌德学院、DAAD及中方的有关部门合作,编写用于德语教学,培养和培训德语教师及日尔曼语学者的教材。已经完成的、合作制定的“中国高校德语专业基础阶段教学大纲”为编写教材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在“自然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赴德语国家学习与进修短期培训班德语教学大纲”的基础上继续进行一九八七年五月已经开始的共同编写教材的工作。
  D、捐赠教具
  德方准备通过歌德学院向中方的中学及高校提供德语教学用具。
  E、考察与筹备中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德语语言中心合作的可能性。
  F、电视语言讲座
  双方对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办德语讲座的协议即将实现表示满意。
  由德方提供的制作德语讲座节目所需的电视演播室设备已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在北京全部移交中方。
  德方将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向中方提供由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协议所规定的全部所需电视教学资料和其他辅助材料。中方表示,待收到德方所提供的全部教学资料后,经一年半的准备,方可在一九八九年内开播。
  为执行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协议的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将另行商定实施细节。
  G、广播语言讲座
  德方准备免费、不究版权地向中方电台提供“用德语说”广播教程,包括可将其再版发行的书面教材。

 三、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1.双方欢迎在职业教育方面迄今所进行的合作,即在职业教育总体规划和组织方面进行合作,及由两国各有关机构合作实施的越来越多的具有重要性的项目。参加此项合作者,德方有卡尔·杜伊斯堡协会。
  2.为适应职业教育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两国应在迄今文化交流计划中商定的合作范围内,继续并发展在这方面的合作。在合作中涉及到下列具体促进措施:
  A、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向国家教委提供包括培训规程和教学大纲在内的职业教育材料。
  B、邀请中国专业和领导人员组成的小组在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进行为期四十五人/周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进修(卡尔·杜伊斯堡协会同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协商后发邀请)。计划一九八八年德方一名职业教育研究人员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为期至多三个月的访问,中方相应的回访计划在一九八九年进行。由德方职业教育专业人员组成的小组计划在一九八九年访问中国(四十五人/周)。
  根据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政府协议,一九八八年中国职业教育高级代表团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五人,为期至多三周)。
  3.为使不同专业都得到职业进修机会,卡尔·杜伊斯堡协会提供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短期专业考察奖学金。
  4.双方欢迎前几年职业教育领域增进的合作,赞同并支持在德国国民大学联合会及上海和成都有关机构间所计划的对成人教育教师培训的合作。
  德方欢迎中方支持制定一份德国国民大学中文证书(德国国民大学联合会/中国国际教育交流协会)。
  5.双方欢迎下萨克森州与安徽合肥在职业教育领域里的合作,特别是希尔德斯海姆手工业同业协会职业教育中心和汉诺威职业学校与合肥职业教育中心的合作。
  6.柏林方面表达了柏林国立技术员学校与中国的培训机构合作的兴趣,并为中国的培训人员在柏林技术员学校提供进修机会,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机器制造和微处理技术方面。
  中方将告知是否对此合作感兴趣并指定合适的合作伙伴。

 四、歌德学院
  双方欢迎关于在北京设立歌德学院分院所达成的协议。双方将努力促进该院尽快开展工作。

            B、艺术、音乐、文学

 一、通则
  1.发展交流
  双方强调,在艺术、音乐和文学领域里的交流,也应与本计划其他领域里的良好发展相适应。双方应尽可能相应地继续发展这些领域内的交流。双方还应努力赞助本计划外的、两国有关单位达成一致意见的交流项目。
  双方欢迎两国友好省州、城市、高等艺术院校之间直接达成的协议。
  德方的德中友好协会(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和其他致力于两国友好的协会可能对本计划给予某些支持。
  2.双方赞助措施
  a、互换大学生和科学工作者
  ①德方赞助措施
  前言:这里说的奖学金必须计入本计划A部分第一条中说的奖学金内。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每年向中国学习艺术、音乐的学生提供四个奖学金名额和必要的延长奖学金名额。
  DAAD为中国文化部工作人员每年提供一名学习德语语言和德国文化史的奖学金名额。
  DAAD每年最多安排三名研究艺术和音乐的中国学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研究机构从事一至三个月的科研工作。
  DAAD建议推荐和赞助最多三名讲师到中国音乐和艺术院校短期讲学。中方注意到德方的上述建议。有关讲学的费用等问题,双方将另行商定。
  ②中方赞助措施
  中方每年最多安排两名从事音乐史、美术史和戏剧史的德国学者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期一至三个月的学术研究工作。
  ③选拔方法
  选拔工作按本计划中规定的办法办理。
  b、语言短训班
  德方每年向中国文化部系统的工作人员最多提供十二个人/月的奖学金,以供他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的歌德学院语言速成班学习。
  c、代表团互访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根据需要派遣下列代表团到对方国家访问:
  --各派一个至多由四人组成的群众文化代表团作为期两周的考察(中方建议在一九八八年)。德方由联邦城镇联合会接待。
  --互换一个由三名艺术节专家组成的代表团作为期两周的考察。德方由柏林艺术节有限公司接待。
  --一个至多由五人组成的中国文化部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作为期两周的考察,德方由DAAD接待。
  --一个由二至三人组成的《中国文化报》代表团作为期两周的访问。细节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华使馆另商。
  3.其他合作
  继续在文物保护领域里合作。

 二、艺术
  1.展览
  a、德方在中方展出:
  ①一九八八年,在京、沪两市举办“城区变迁”展览;
  ②一九八九年,举办“表现主义者作品展”(布赫海曼美术馆收藏);
  ③一九八九年,举办“六十年代版画作品”展览;
  ④德方建议举办“奥托·潘科克”展览。中方将考虑实现这一建议的可能性。
  b、中方在德方展出:
  ①一九八八年,在斯图加特和慕尼黑举办“宜兴陶器展”;
  ②一九八九年,举办一个“中国民间美术、音乐或戏曲”展览(实物、图片、资料同时展出)。
  2.美术家交流
  德方邀请两名中国艺术家到萨尔州考察学习一至三个月,细节另商。

 三、音乐
  1.客串演出
  a、德方派出
  ①一九八九年,慕尼黑室内乐团访华(人数不超过二十五人)。
  ②一九八九年,柏林格贝尔三重奏小组访华。
  b、中方派出
  ①一九八八年,一个约有十五个演奏员组成的中国打击乐队访德。
  ②一九八九年派“中国民间舞蹈团”(三十人以内)访德两周。
  2.音乐专家互访
  双方一致认为,应利用客串演出期间,组织研讨会、作报告以及安排两国音乐家、音乐专家会见等。
  3.合作项目
  双方继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卡尔·奥尔夫音乐教育体系方面的合作。

 四、戏剧、舞蹈
  客串演出
  一九八八年五月,德方派汉堡国家歌剧院在京、沪两市演出。中方负担其该院五十人的在华费用。客串演出的细节另商。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中方和德方(科隆舞蹈论坛演出团)互换五至六名舞蹈演员和舞蹈专家到对方国家作至多三周的访问,以便考察对方国家舞蹈发展趋势、交流经验、互换资料并合作演出。

 五、文学、出版和图书
  1.文学
  双方欢迎在文学领域里的交流,双方满意地看到,中国作家代表团一九八七年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分成功。德方代表团将于一九八八年回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细节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双方将努力促进作家在互惠的基础上通过有关组织在各自国家会晤。
  双方欢迎和促进与本国的出版机构合作,翻译对方的文学作品。德方指出,在他们翻译促进计划范围内能促使德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中文。同样,亚非拉美文学促进会也能使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成德文。
  双方满意地看到,双方翻译工作者代表团在一九八七年的互访,不论是访德或访华,均特别富有成果。双方有关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今后将努力促进两国翻译工作者在互惠基础上的联系。
  2.出版
  双方认为在出版业方面的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它首先对于在两国传播文学作品很重要。因此,双方欢迎出版工作人员和出版专家参加对方国家的书展,以建立联系和互相交换意见。此外德方拟在一九八九年再邀请一名中国出版者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中方派一个至多由四人组成的文学书籍出版代表团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考察两周,以了解德方战后文学与工人文学情况,并为出版中文版的《歌德选集》(十卷)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同行交换意见。
  中方建议,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换一个至多由五人组成的出版版权代表团到对方考察两周。德方将予以考虑。
  3.图书馆
  双方赞同和促进两国图书馆之间的合作和交换出版物。
  作为一九八七年五月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德的回访,一九八八年德方派一个四人图书馆代表团访华两周。
  双方将努力在一九八九年继续互换图书馆工作者。
  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德方接待中方一名图书馆工作者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修六个月。
  4.图书博览会
  德方将参加一九八八年北京第二届国际图书博览会,细节由有关单位另商。中国将像以往那样继续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

 六、电影
  双方鼓励和促进在电影领域里继续合作。
  1.电影周
  欢迎互办电影周,双方在电影周期间各派一个至多由五名电影工作者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对方。
  根据双方愿望,第二次互办电影周于一九八八年以举办中国电影周开始,在三至四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城市里举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影周在一九八九年举行,在三至四个中国城市里放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电影。两国在较晚些时候协商有关细节。
  2.双方欢迎两国有关机构互换电影。
  3.双方欢迎两国有关部门合拍电影,细节由有关机构直接商定。
  4.双方愿支持电影制片者的拍摄工作,并在出入境时与逗留期间给予方便。
             C、广播和电视

  1.双方鼓励在广播和电视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
  2.双方欢迎定期互换电视节目(包括电视连续剧)和广播节目。节目交换直接由两国有关单位办理。双方通报各自对节目的使用情况。
  3.双方鼓励新闻传播媒介专家互访、专业考察以及在视听领域里采取培训措施和专业交流,有关条件与费用届时另商。
  4.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双方互换一个至多由五人组成的电视艺术家代表团在对方国家作为期两周的考察访问。
  5.一九八八年,中方派至多由五人组成的电视德语讲座考察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期三周的考察。

               D、体育

  双方继续促进体育方面的交流,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德国体育联盟协商有关事宜。双方欢迎中小学和高校体育领域里进行经验交流。
  应巴伐利亚州国家文教部邀请,中国学校体育教育考察团将访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方将回访中华人民共和国。

               E、青年

  双方欢迎和促进青年交流项目的发展。双方满意地看到下列几个领域里的关系仍在不断发展:
  --德意志联邦青年联合组织和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在国际青年工作中日益发展双边关系;
  --德意志体育青年(DAJ)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青年体育方面进一步发展;
  --德国青年旅行社与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在青年旅游和住宿方面的合作。
  两国政府今后将尽可能进一步加强支持青年组织已开始的合作。
  德方表示,联邦青年、家庭、妇女和卫生部愿在一九八八年或一九八九年通过国际青年交流和访问者服务社制定一个为接待一个由八至十名青年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作为期十至十二天的访问计划,以考察德国青年援助组织(在德费用由德方承担)。

      F、本计划附件中的实施条例为计划的组成部分

  本文化交流计划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十日在北京签署,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和德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本计划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注:目录和附件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英 若 诚              魏  特
    (签字)               (签字)

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制剂计价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物价局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等


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机构制剂计价办法》的通知


  各区(县)物价局、卫生局、药监分局,各医疗卫生单位:
  现将《上海市医疗机构制剂计价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请各医疗机构在2002年7月31日前,将现行的自制制剂及委托加工制剂价格向上海市物价局商品处办理申报手续。在执行本办法时如遇问题,请及时告知上海市物价局商品处。
  
  

上海市物价局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医疗保险局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上海市医疗机构制剂计价办法

  

  第一条为进一步完善本市医疗单位制剂价格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的医疗机构自制及委托加工制剂,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医疗机构制剂价格由医疗机构按本办法制订,报上海市物价局审核,经《上海价格信息药品专刊》公布后执行。
  第四条医疗机构制剂,以主要成本为基础核算价格,具体为:
  (一)医院购进原料药(药材)调制及委托加工的制剂:
  最高零售价=原、辅料实际进价(每料)÷成品量×毛利率+包装料实际单价。
  (二)医院购进半成品后调制的制剂:
  医院购进半成品调制的,应以半成品的原辅料价格作为计价基础,按上述计价公式计算零售价。
  以上毛利率见附表一。
  第五条医疗机构制剂价格申报程序如下:
  (一)医疗机构制剂需调整或制定价格时,应向上海市物价局书面申请,如实填写《医疗机构制剂成本申报表》(见附表二),同时报送由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医疗机构制剂申报表(复印件);采取委托加工方式的,需报送市药监局的相关批件。
  (二)上海市物价局从接到申报之日起,在30个工作日内予以审核、答复或制定最高零售价格,并在《上海价格信息药品专刊》发布。
  (三)为保持制剂价格的相对稳定,在原、辅料成本变动幅度不超过10%时,零售价格可不作调整。对多家医疗机构配制的同品种制剂,经平衡后统一制定最高零售价格。个别特殊剂型规格或不宜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计价的药品,另报市物价局审核后公布执行。
  第六条医疗机构应做好制剂的明码标价工作,具体执行价格不得超过公布的最高零售价格。
  第七条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医院制剂价格的监督检查,对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八条本办法由上海市物价局负责解释。
  第九条本办法自2002年6月1日起执行。本办法颁布前的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不符的,按本办法执行。

  







不一样的正义
(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

通往正义的两条道路往往在我们心中分叉:我们试图作为一位行者而同时踏上两条相反的道路——达玛什卡
“司法的公正就是对抗,通过对抗,由法官选择更有道理、起码看起来更有道理的一方。”——张卫平
程序规则的不同,往往只是技术层面(或者说是形式)上的不同,而真正不同的,则是不同法哲学观下正义观的不同。虽然,正义的价值永远是一致的,但通往正义的道路却千差万别,这种手段的不同往往导致了实质的差异。

最近,在一次法律诊所的课上,讨论有关律师职业要求与社会道德的问题,大部分(几乎是全部)的人都认为作为一名律师应该做的是服从社会道德,甚至有人提出要将自己的被代理人(其欺骗律师隐瞒了相关事实)投诉至相关部门,使其败诉……从这个事例,我想到了苏力所讲的法院帮村妇解除婚姻关系的例子 ,当事人希望与不孝儿子“断绝母子关系”,基层法院法官们则“好心”建议其解除与失踪多年丈夫的婚姻关系,以逃脱苦海;又有某著名律师近年来常常充当一些“罪大恶极”人的辩护人,社会就认为他是这个人“变质”了,成了邪恶的代表,背离了社会正义,应受到唾弃……由此,我想到了两个人:刘涌和辛普森。同样是两个“罪有应得”的人,同样是证据不足(当然还有程序瑕疵),但结局确实天壤之别。一个成立“社会正义”的牺牲品,一个成了“法治”的典型。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某著名比较法学者曾说过,如果他是无罪的,他宁愿在大陆法系国家受审;如果他是有罪的,他则更希望在普通法院受审。 这虽然不能说完全正确,但确实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司法模式(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对“司法公正”的不同态度。
肇始于罗马法时代的职权主义主要特点,在于突出审判主体在审判中的主导作用,而置控辩双方以消极、被动地位,法官在庭审中是唯一主角,审判活动以法官对案情的调查为主线展开,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的取舍,均由法官依职权决断。检察官(公诉人)仅处于配角地位,他旨在法官调查事实之后,必要时才对法官忽略或遗漏的事实进行补充性调查。在提出证据方面,检察官也不能发挥主要作用,尽管理论尚认为控方须提出证据以支持公诉主张,但证据主要是由法官提出并由其组织调查的,因而使诉、审职权不能彻底分离。另方面,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庭审中,辩方只有经法官许可才能提出证据或者反驳控方证据,而且一般只能在法官调查后才能进行,法律虽然规定被告人有权反驳控诉,并提出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但关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行使的程序设置往往缺乏刚性,而使辩护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基点是追求实质真实和有效惩罚犯罪。
在这种模式下,正义的追求往往牵附的是人(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制度。这颇有点像当年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进而认为司法的公正在于实事求是地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即所谓的实质正义。而要实现这个任务,无疑由代表国家、公权力的法官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因为在“包青天式”法官的明察秋毫下,一定能够“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从而使一切犯罪受到法律的制裁。于是,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一幕幕这样的情景在法庭上上演,法庭下坐着战战兢兢的原被告,威严的法官大人高高在上。法官像一名牛气十足的导演一样指挥着这幕戏的铺开,而原被告所要做的就是按照事先设计好了的台词毫无激情的念完了事。如果稍有不慎,或者倒霉遇上脾气不好的法官还可能遭到狠狠的训斥。当法官一切了然如胸时(或者说是早就了然如胸),这幕戏便告结束,而只等着法官的宣判。一切似乎很完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一切,这必然是社会最公正的判决了,而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比这更合理的方式了。
产生于英美普通法“温床”下的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则与此相反,其注重控诉与辩护力量的平衡,审判活动主要围绕控诉方的举证和被告方的反驳而进行,法官(包括陪审团)处于居中公断的地位,这种模式比较彻底地实行控、辩、审职权的分离,因而有利于调动控、辩双方的诉讼积极性,使双方主体能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充分陈述意见,实行有效对抗,使一切证据、事实和理由的真伪、虚实都能在法庭上加以揭示和澄清。法官及陪审团的基本任务是听取双方对证人的交叉盘问和辩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来作出裁决。法官并不亲自调查取证,也不主动控、辩双当审查证据的活动,而是以独立的仲裁人身份来解决控、辩双方的冲突,他与双方保持相等的司法距离,而不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主义刑事审判模式以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为价值取向,强调恪守正当程序。
两者之所以在理论的建构和实际应用中产生如此大的差别,我想这里所涉及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对于“正义”的理解。正义在一个社会的实现,显然是这个社会司法机构所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正义是什么”、“怎样实现司法正义”,则可以成为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分水岭。职权主义模式认为“正义”是一种绝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即实质正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唯一的手段就是实事求是地还事情以真相,在真相的基础上建构社会正义。在这种司法环境中,人们遇到一个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它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不是“它现在是怎么样”。他们认为唯有发现事实的真相,在这个所谓的真相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判决才是公正的。就像刘涌案一样,人们关注的不是证据能不能证明刘涌有罪,而是“认准一个理”地认为他就是有罪。这种想法在法官的头脑中存在,而且也在一般民众的头脑中存在。
与此相反,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认为正义,只是制度的正义,即形式上的正义。正义的实现不在于“人”,而在于一个完善而合理的制度。正义的衡量标准不是具体结果的正义,而是制度建构的正义和运行的正义。 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正义的建构的出发点不是某一“具体的人”,并且其依附的也不是某一位英名的法官。因为,他们相信,与其期望一个从来不出错的好法官,不如相信一套公平而合理的制度。具体到司法运作中,法官们判断一个案子,首先想到的决不是要竭尽全力找个“水落石出”(事实证明这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将他的眼睛死死的盯在法庭上对抗的控辩双方,“谁听起来更有道理”谁就应该得到支持。在辛普森案件,控方不能就血液检验、种族歧视和手套大小作出合理的证明,因而法官们认为辛普森是无罪的,而不会“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感,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使自己成为“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固执”地宣告辛普森有罪。
概括起来,职权主义相信的是“法外还有法”,即不管现在的事实是怎样,法律对此是怎样规定,最终应该获胜就应该是“事实上有理”的一方。这种“法治”其实质上是对法治的一种解构,它本末倒置了法律所需要追寻的真正目的,将司法的正义完全建构在一种道德情感之上,而不是法治所需要的理性和理智。它将其保护的触角看似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具体人(比如说解决具体纠纷),但实质上只是保护了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建构于“人”之上公正,其结果往往是导致更多的人的牺牲和制度之“源”的破坏。现实和理论都证明这种“设想”只是“一厢情愿”。
当事人主义则清醒的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相信“法律不相信眼泪”,法律人的职责不是社会道德的施舍者,其所遵循的是职业的“冷漠”与“中立”。进而,认为真正的法治应该是对“规则的效忠”和形式的正义。
正义观上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司法模式的建构上最终分道扬镳。具体到制度层面,我们还可以发现诸多差别。比如为防止法官先入为主、专断,当事人主义实行了诸如“起诉书一本主义”、“无罪推定”、“交叉询问”、“陪审团制度”等。而职权主义则在一种浓重的国家主义的氛围下对当事人进行控诉,为将当事人最终送进监狱,甚至可以刑讯逼供。在“人”的设置上,也是这两大模式典型的区别。如果把大陆法系称为“法学家的法”的话,英美法系显然就是“法官的法”。其制度下,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法官和律师。在当事人主义下,法官不像职权主义国家中那样“手握重权”而高高在上,而是消极、被动听取双方对事实的展开。 他不能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不参加提问,其主要精力在于认真了解双方当事人的证据,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质证所反映的事实和双方的主张作出裁判。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另一重要角色便是律师。律师虽然被称为维护社会正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有效发挥其作用的比较上,职权主义模式显然不如当事人主义模式。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可以堪称为律师的社会。没有律师,社会就无法正常运转。可以说一方面,是律师塑造了对抗制,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对抗制塑造了英美法国家的律师。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可以说对抗制与律师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律师不仅承担起调查、收集证据的任务,而且与控方一起成为推动法庭程序展开的控制力量。可以夸张地说,当事人主义模式下,诉讼胜败的关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所聘请的律师的高明与否。在这种模式下,律师与法官的关系再也不是职权主义模式下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类似等腰三角形的结构,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的对抗。法官就像竞技场上的裁判,而控、辩双方就是比赛的对手,双方在场上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展示自己的技艺而击败对手,而无需顾及可能存在的“黑哨”。如果将司法的正义比喻成一条居中于控、辩双方的中线,那么当事人主义下,正义的实现就是通过双方的律师各自不断的努力而逐渐靠近这条“中间线”,离“中间线”越近,正义就得到越大程度的实现。司法的正义在这里就等同于这种对抗式的争锋,而非某各个人的主动干涉。这可谓是当事人主义模式的“精髓”。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就能很好的解决在一开始所提到的问题了,律师的本职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他的当事人,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那种认为律师也要承担“道德义务”的观点,其实质是没有认识正义的本质。他们须不知,正是自己的行为,使得那条“正义”中间线遭到了破坏,司法的公正被践踏了。
“政府结构和政府功能这两种政治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程序规则的生长环境,并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程序制度的基本设计”。 达玛什卡这段对政治与法制相关性的评述,为我们了解这两种司法模式不同背后的因素指明了方向。有学者指出,统治阶级终究是通过他们所确定的司法制度来赢得自身的合法性的。围绕者这一中心,许多学者认为诉讼程序的设计很容易受到主流意识形态波动——特别是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等等标签化的立场之间的摆动。他们进而指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这种波动直接影响到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诉讼的进程——在对程序形式的选择中,这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刑事程序中,他们同样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会影响到被告从国家那里得到保护的程度:英美刑事检控制度中被告人的特殊地位总是同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紧密关联。 马克思•韦伯也指出:包括司法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之间的重要差异可以从权力关系的多样性中得到解释。
具体到政府的结构,与司法模式相对应的分为是科层型和协作型官僚制(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科层型政府结构最大的特点便在于其集权主义的领导机制,所有的组织呈现金字塔般的结构形式,最终只存在一个最高决策机关。由此相连,国家的职能表现为对社会的积极的调控。在这种体制下,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根本一致,刑事司法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基点,刑事审判体制的建构贯彻国家、社会本位的精神,始终把控制犯罪和保护公共利益放在首位。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司法审判追求的是所谓的实质正义,而忽视程序正义的维持,并且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标下,个人权益和程序正义往往摆到了次要的位置。于是便出现了我在一开始所举例子的情况。在这种司法下,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自我的“兴趣”取向,帮作“弱者”、“正义者”,而打击“强者”、“不正义者”,这看起来似乎很“解气”也很“合理”,因为它符合所有人劫富济贫的心理和正义而善良的心。但须不知在司法官员们倾全力“匡扶正义”时,正义的天平其实早以被他自己打破。斜斜的倾向了他自己或者社会舆论认为正义的一方。“这看起来很美”,但须不知这种所谓的公平正义是建立在对另一方不公正的对待上的,或者是剥夺一方的权利,而生拉硬扯建立起来的。这显然是对正义的一种强奸,其结果只能是更不公正。因为的基点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可能是一群素质不是很高的人。
相反,协作型政府中存在多重的权力层次,更加强调制度的合理与平衡。因而其体现在司法中便更注重个人的权益和程序的合理,以技术法条正义(形式正义)为法治标准。
当然,具体深究造成这种原因的背后因素的话,我认为不同的国家是有其不同的具体情况的。具体到我国,除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影响外,我认为长期以来一些不正确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应该认识到的。比如,我国历来把官僚阶级宣扬为人民的“父母”、“青天大老爷”,并认为他们往往是清正廉明,能为民作主的。于是,在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中,屡屡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当事人将自己权益的伸张往往寄托的不是通过司法程序来获得,而是寄希望于某位“包青天”式的清白“老爷”;当某一“正义”得不到维护时,人民往往希望通过请愿的方式祈求“高层领导批一个指示”而“还义于民”。 这些放到法治的大背景下考量的话,显然违背了法治的精神和实质。难以实现真正的正义,反而往往侵害当事人的权利。
或许有人会问,究竟又是什么导致了不同的不同呢?这里就涉及到抽象的理念的问题了。并且,我认为这种理念的差异才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根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下,社会主义国家引以为指导的哲学观,即马克思主义。它以唯物辨正主义为基本内容,强调事物的绝对因果联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事物的因果链是无穷无尽的,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是无所不能的。并且,在此社会制度下,所有的终极目标全部都落在了国家的主人——人民的身上。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孜孜不倦的追求实质的正义,而且确信一定能够“水落石出”。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以古典自由主义为基础,高扬个人主义与自由、民主。社会的终极价值是民主和自由。因而,制度正义和程序合法乃成为司法的基石。
西谚有云,哪里有社会,哪里就有法律。随着我国社会的向前发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的相继展开和深化,原有诉讼模式弊端日益显露,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裂缝和矛盾越来越大,司法体制改革呼之欲出。梅利曼教授说的深刻,法律植根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 目前,以旧计划经济作为存在社会基础的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显然已经成为法治进程的一大制缚。
解决此种弊端,出路在于司法的转型和再建构。“实现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实行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转换。即从现存的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向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转换。”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