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广州市人民政府令
第61号
《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已经2011年11月21日市政府第13届15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万庆良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广州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合理开发利用本市地下空间资源，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保障地下空间权利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辖区内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
法律、法规对国防、人民防空、防灾、文物保护、矿产资源等情形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下空间是指地表以下的空间，包括结建地下空间和单建地下空间。
结建地下空间是指同一主体结合地面建筑一并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
单建地下空间是指独立开发建设的地下空间。利用市政道路、公共绿地、公共广场等公共用地开发的地下空间视为单建地下空间。
第四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应当贯彻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全使用、依法管理的原则，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结合。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应当优先发展地下交通、垃圾处理、电力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鼓励竖向分层立体综合开发和横向相关空间连通开发。
第五条 市城乡规划、城乡建设、国土房管主管部门分别负责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划管理、建设工程管理、用地和产权管理。
市人民政府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及各区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在其职责范围内做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的相应工作。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地下空间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下空间规划应当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城市总体规划，并与人民防空规划、地下交通规划、地下管线规划等专业规划相协调。
第七条 根据城市发展需要，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当同步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应当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目标编制，规划期限与城市总体规划保持一致。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包括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的发展战略、功能分区、用地规模和布局、交通体系，禁止、限制与适宜建设地下空间的范围、环境保护要求和安全保障措施及其他相关内容；其中，属于规划强制性内容的，应当在规划文本中明确表述。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经规划委员会审议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实施。
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应当征求发展改革、人民防空、公安消防、环境保护、建设、林业园林、水务、交通、国土房管、文物、电力、军事、信息化、应急管理、地铁等单位的意见，并充分听取有关区人民政府和镇人民政府的意见。
第八条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应当依据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出具体规定，明确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范围、使用性质、总体布局、开发强度、出入口位置和连通方式等内容。
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由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作出具体规定的地块，不再编制城市地下空间建设规划。
第九条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应当坚持合理分层原则，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应当明确地下空间的分层以及各类项目之间的同层、相邻、连通规则。
第十条 编制地下空间规划，应当优先安排地下交通、应急防灾、公安消防、公共安全、人民防空、垃圾处理、电力设施、通信、水务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划定综合管沟等公共工程和特殊工程的地下空间控制范围。
第十一条 结建地下空间项目应当随地面建筑一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并与地面建设工程合并办理规划审批和许可手续。
单建地下空间项目应当单独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办理规划审批和许可手续。
第十二条 地下空间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应当明确地下空间使用性质、水平投影范围、垂直空间范围、建设规模、公建配套要求、出入口、通风口和排水口的设置要求等内容。
地下空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应当明确地下建(构)筑物水平投影坐标、竖向高程、水平投影最大面积、建筑面积、使用功能、公共通道和出入口的位置、地下空间之间的连通要求等内容。
第十三条 结建地下空间项目地下室边线与用地界线和规划控制线等的退让距离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城市规划对地下空间有统建要求的，按其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划条件提出的设置要求，在修建性详细规划或者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中明确出入口、通风口和排水口等的具体位置，并且在申领地下空间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取得需利用地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或者与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订立书面地役权合同。
地下空间分层开发利用的，应当共用出入口、通风口和排水口等设施。
第三章 用地管理
第十五条 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应当取得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应当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除符合划拨条件外，应当实行有偿、有期使用，其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按照本市土地出让金的计收规定收取，出让年限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
第十六条 利用市政道路、公共绿地、公共广场等公共用地和政府储备用地建设经营性单建地下空间项目的，应当通过招标、拍卖或者挂牌的方式出让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
单建地下社会公共停车场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可以协议出让。
第十七条 属于以下情形的，可以协议出让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
(一)原土地使用权人利用自有用地开发建设地下空间项目的。
(二)与城市地下公共交通设施配套同步建设、不能分割实施的经营性地下空间。
第十八条 地下空间建设项目符合国家规定的划拨条件的，可以采用划拨方式提供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十九条 通过公开出让方式取得单建地下空间的，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供地手续：
(一)由储备机构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规划条件。
(二)由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组织公开出让。
(三)受让人与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受让人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和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支付凭证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五)受让人向发展改革主管部门申请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
(六)受让人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等文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七)受让人凭土地登记文件等材料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领建设用地批准书。
实行核准制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办理核准手续前按照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备案制的项目，项目单位可以在开工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第二十条 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单建地下空间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供地手续：
(一)申请项目立项和环境影响评价。
(二)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领规划条件。
(三)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有偿使用手续，可以协议出让的，国土房管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发布出让预公告。
预公告期间只有一个意向用地单位的，国土房管主管部门与意向用地单位签订出让合同；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意向用地单位的，国土房管主管部门按照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公开出让。
(四)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和土地有偿使用费用支付凭证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五)凭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等文件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六)凭土地登记文件等材料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领建设用地批准书。
第二十一条 通过划拨方式取得单建地下空间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供地手续：
(一)申请项目立项和环境影响评价。
(二)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手续。
(四)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土地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第二十二条 在已取得合法权属的个人住宅用地范围内申请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按相关规划管理办法执行。除此之外，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其用地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项目单位应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供地手续：
(一)向发展改革主管部门申请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
(二)持自有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房地产证或者集体土地所有证等权属凭证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规划条件。
(三)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供地手续。其中项目符合划拨目录的，国土房管主管部门核发划拨决定书和建设用地批准书。须实行有偿使用的，国土房管主管部门与用地单位签订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核发建设用地批准书。
(四)向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申请土地变更登记，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
实行审批制或者核准制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办理审批或者核准手续前按照要求完成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备案制的项目，项目单位可以在开工前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
第二十三条 结建地下工程随地面建筑一并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施工需要临时使用地表土地的，应当按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第四章 工程建设管理
第二十四条 地下工程建设应当符合国家、省、市工程建设管理方面的规定、标准和规范，符合地下空间规划，服从规划管理。
地下工程建设应当保证地面及周边现有建筑物、市政设施、人防工程、文物、古树名木、公共绿地的安全。建设单位应当对地面及周边现有建筑物、市政设施、地下管线、人防工程、文物、古树名木、公共绿地进行必要的调查、记录，制定可能造成损坏或者重大影响的应急预案和预防措施，并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动态监测。建设单位应当在地下工程开工前，将保护措施告知相关建筑物、市政设施、人防工程、文物、古树名木、公共绿地的产权人或者管理人。
第二十五条 地下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工程质量检测、测绘等任务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地下工程设计应当满足地下空间对环境、安全和设施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使用要求，使用功能与出入口设计应当与地面建设相协调。
地下工程施工图设计，应当包含地面及周边现有建筑物、市政设施、地下管线、人防工程、文物、古树名木、公共绿地的保护设计专篇。
地下空间工程建设涉及地下连通工程的，建设单位、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或者地上、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履行地下连通义务并确保连通工程的实施符合人民防空等专业设计规范的要求。先建单位应当按照专业规范预留地下连通工程的接口，后建单位应当负责履行后续地下工程连通义务。
第二十七条 地下工程的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进行设计审查。
对审查合格的施工图设计文件，施工图审查单位应当出具审查合格书，并报建设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建设单位在取得施工许可证后方可进行地下工程施工。对于结建地下工程，应当与地上工程一并申领施工许可证。
建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中应当具备根据地下工程特点制定的相应质量、安全技术措施，明确地面及周边现有建筑物、市政设施、地下管线、人防工程、文物、古树名木、公共绿地的保护措施，对于专业性较强的工程项目还应具备专项质量、安全施工组织设计，并按照规定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的地下工程施工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要求进行报批。
第二十九条 地下工程必须按照设计图纸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确需变更设计的，应当由原设计单位进行设计变更，并在施工图设计审查合格后按变更的图纸进行施工。
第三十条 地下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报请规划、公安消防、水务、环保、市政、人民防空等主管部门进行专项验收，通过专项验收后，报送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并按规定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结建地下工程应当与地表工程一并验收。
第五章 产权登记
第三十一条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下空间的房地产权利登记，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市房地产登记方面的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办理。
第三十二条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以宗地为单位，并通过水平投影坐标、竖向高程和水平投影最大面积确定其权属范围。
第三十三条 地下空间权利人应当持用地审批、规划报建及验收等土地、房屋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申请办理房地产权证。
本办法实施前已建成的地下空间，可以凭规划报建及验收等房屋权属来源证明办理房地产权登记。本办法实施前已建成的地下轨道交通站场和专用人防工程，可以凭符合国家规定的地下轨道交通站场和专用人防工程的建设、验收证明办理房地产权登记。
第三十四条 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下空间的房地产权利登记应当在登记簿及权利证书中注明“地下”。属人民防空工程的，还应当注明“人防工程”，并记载平时用途。
第三十五条 结建地下空间应当与地面建筑合并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和房地产初始登记，地面建筑已经办理房地产初始登记的，可以单独申请办理地下空间房地产初始登记。
第六章 使用管理
第三十六条 地下空间建筑物不得办理预售，应当经初始登记确认权属后方可销售、出租。
房地产开发项目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和车库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项目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数量少于本项目的房屋套数的，房屋购买人每购买一套房屋，只能相应购买或者租用本项目的一个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
单建地下社会公共停车场，不得进行分割登记和分割转让。
第三十七条 政府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地下空间，地下空间权利人应当予积极配合。
因国防、人民防空、防灾减灾、应急处置、通信等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需要，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法为建设单位提供便利，并不得损坏相关设施。
平战结合的地下工程所有人和使用人应当保证各项防护设施的状态良好，并确保战时能迅速投入使用，战备需要时应当无条件服从统一调度，不得阻挠和干涉。
第三十八条 地下空间物业和设施的所有人、使用人或者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对地下空间物业和设施进行日常管理和维修，保障公共通道及出入口的开放性，做好地下空间的标识管理和指引，并配合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单位对相关设施进行日常维护保养。
第三十九条 地下空间物业设施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物业管理单位应当制定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突发事件信息。对公众开放的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地下空间以及其他作为公共活动场所的地下空间，应当设置以下地下空间安全设施、设备，并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定期检查、维修，确保其完好：
(一)符合消费技术标准规定的通风系统或者空气调节装置。
(二)符合国家、行业和本市标准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灭火系统、防烟排烟系统以及应急广播和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
(三)防水挡板、沙袋等物资器材。
(四)应急预案要求地下空间配备的应急救援设施器材。
(五)国家、省以及本市规定的其他地下空间安全设施、设备。
第四十条 地下空间应当符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要求，应当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设置通风、排烟、排污等设施，公共场所的空气质量应当符合公共场所卫生标准的要求。
第四十一条 地下空间应当按照排水规划做好防洪排涝、雨污分流等工作。
地下空间物业和设施的所有人、使用人和物业管理单位应当遵守下列防汛规定：
(一)气象部门发布暴雨警报后，应当加强值班和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
(二)定期组织防汛演练。
(三)在汛期，应当按照防汛预案的要求运行，并服从防汛指挥机构的调度指令。
(四)国家、省、市有关地下空间防汛管理的其他规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对已经依法设立的用益物权、建筑物或者构筑物造成妨碍或者实际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在城市和镇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一)未领取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擅自开工，进行地下工程建设的。
(二)未按照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要求制定应急预案和预防措施，并进行动态监测的。
(三)设计文件未按照规定进行设计审查，擅自施工的。
(四)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进行施工的。
(五)设计变更未按照规定进行设计审查，擅自施工的。
(六)通过专项验收后，未报建设主管部门备案的。
(七)未按规定向建设主管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的。
第四十五条 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经初始登记确认权属而销售、出租地下空间建筑物的，由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退回违规所得，同时在网站和新闻媒体上曝光；违法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并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通报。
第四十六条 地下空间所有人、使用人和物业管理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不履行日常管理和维修义务，违反物业管理规定的，由国土房管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国土房管主管部门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四十七条 政府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违法办理预售、分割销售、分割转让手续的，由所在部门或者上级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工作人员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所在部门或者上级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未作规定的，适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从化市、增城市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条 本办法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
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姚丽事件的法律意义
陈朝晖*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凭着你的崭新盔甲，青春的盾牌，
心灵的锐利，理想的利剑，
勇敢地摘取真理的金牌，
千万不要注意旁人的嘲笑。
无论过去是成功还是失败，
今天依旧阳光灿烂，
继续保持你的信心，
去扫除无知和虚伪，
去寻觅甘洌的清泉。
——Mrs. Charles E. Cowman
中文摘要：
生命权和财产权都是应当受到法律保障的权益，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生命权应当优先受到保护，在政治国家则应考虑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来做出取舍。法律所追求的正义不是无谓的牺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暂时的妥协也无违正义的初衷。“殊死搏斗”不必然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而可能是封建流毒的外在表现。见犯罪而不格斗制止者，当为法律所否定，但不得以此作为剥夺其紧急避险之权利的理由。
关键词：生命权 财产权 市民社会 政治国家 正义 妥协
Money is Precious Indeed, but Life is Invaluable
——The legal Prescription of the Case of Li-Yao
Zhaohui-Chen
(School of law, Zhejiang Wanli College, Ningbo 315100)
Abstract:
The right of life and property are both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that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law. When the two are conflicting from each other, we should distinguish two kinds of situations: in civil society, right of life should be protected first; in national politics, choice should be made by considering the value instead of the ownership. The justice pursued by law is not a meaningless sacrifice. When be forced and cannot help but make a concession temporarily, it can’t be regarded as disobeying justice. “Life-and-death struggle” might not be the action of revolutionary heroism, but the external manifestation of the feudal harmful influence. Seeing one is committing a crime without grappling to stop it, should be denied by law naturally. But when the law performs its right role, the right of necessity should be respected at the same time.
Key words: right of life; property; civil society; national politics; justice; concession
1999年7月9日中午12时许，中国建设银行三名女储蓄姚丽、孙海波和李蓬趁中午无业户时吃午饭，突然闯进两名男子，其中一人从提包内取出一把5-6磅铁锤猛砸防弹玻璃，并高喊"你们赶快开门，不准报警，谁报警就整死你们"，姚丽马上躲在柜台下按"110"报警器开关和用电话报警，但警讯均未送出。此时，歹徒仍疯狂地将防弹玻璃砸出一个直径40公分伞状碎痕，并逼迫储蓄员孙海波打开柜台门，并威胁喊道"我们只要钱不杀人，你不开门等我们进去就杀了你们"。孙海波说没有钥匙并看了姚丽一眼，姚丽点头示意后，也以假装找钥匙拖延时间，蹲在柜台下打电话报警，但电话仍无蜂音。此时，孙海波见被砸坏的伞状玻璃碎痕要掉下来，出于害怕，在歹徒恐吓下将柜台门打开，因姚丽正在打电话未预料到孙海波将柜台门打开。歹徒进入柜台后，其中一名持刀歹徒威逼姚丽把尾箱打开，并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致使姚丽打开尾箱，歹徒将姚丽尾箱中13568.46元现金和孙海波尾箱中30190.00元现金装入随身携带的提包内，又说钱怎么样么少？姚丽等三名储蓄员均谎称"今天早上有个储户取了大份，行里送款车还没到，不信你们看看票子"。以此故意拖延时间，谁也没有把保险柜钥匙交给歹徒，也没有把保险柜打开，从而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未被歹徒抢走。两名歹徒又乱翻一阵后逃离现场。姚丽又用电话向"110"报了警。案后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中取来现金13568.46元交给了单位。经查，姚丽平时工作勤恳，流产假期未到提前上班。
另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保卫部1999年3月份配发给景园储蓄所的恐吓报警器直至案发时还未安装，案发时，"110"报警装置失灵。在景园储蓄所的所长外出集训后，未按"男女搭配"和另设一名兼职安全员的规定配齐人员，也没有书面文件指令姚丽为临时负责人，亦未按规定经常检查监控报警、通讯设备和恐吓报警器是否灵敏好用，导致犯罪分子抢劫得逞。
1999年7月29日，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行长杨日新向该行工会委员会作出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提请审议。该行工会委员会以姚丽严重失职，给单位造成严重损害为由，于1999年7月30日作出了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议案。中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市分行委员会遂于1999年8月2日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同日，该会又作出了开除姚丽党籍的处分决定。姚丽对该行开除其公职的处分决定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大庆市萨尔图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1999年11月8日作出裁决，撤销了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对姚丽的处分决定，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不服，向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条、第五十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第十三条、第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撤消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工作委员会《关于对姚丽开除公职处分的议案》的决议。恢复姚丽工作，补发姚丽1999年8月5日至2000年1月5日的工资，合计人民币4601.90元。案件受理费80元，由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负担。建行仍不服上诉至大庆市中级法院。
大庆市中院经审理认为，景园储蓄所被犯罪分子抢劫，主要原因是该所未安装恐吓报警器和"110"报警装置失灵，遭受侵害时不能及时报警，使工作人员处于孤立无援状态所致，加之上诉人未按规定配备人员，主要责任在上诉人，并非被上诉人个人行为所致。当被上诉人面对手持凶器的两歹徒，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未能做到为保卫国家财产临危不惧，但为保护金柜中25万元现金与歹徒周旋，使国家大额财产未受损失，亦尽到了一定的责任，不构成严重失职行为。案发第二天，姚丽从自己家拿来13568.46元现金将犯罪分子从自己尾箱中抢走的现金全部补交给了单位，不能认为给上诉人造成重大损害，不具备开除公职的条件。且上诉人作出开除姚丽公职的处分决定，未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决定，未报所在地劳动、人事部门备案，违反法定程序，实属不当，应当恢复姚丽公职，安排工作，补发工资。被上诉人提出返还已交的13568.46元的请求，可另案处理。
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大庆市萨尔图区人民法院（1999）萨民初字第1145号民事判
（二）撤销中国建设银行大庆分行的建庆发（1999）54号文件中"关于开除姚丽公职处分的决定"。（案情由本文作者根据《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00）庆民终字第128号》整理）
2000年3月23日姚丽到建行大庆市分行商贸储蓄所报到，工作至今。
2000年6月16日建行大庆分行向姚丽宣布大庆建行党委对她新的处分决定：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记大过。姚丽表示不能接受，提出复议，两个月后复议被银行口头驳回，直到今天这件事情仍然是姚丽的一块心病。
在姚丽事件之后，建行大庆市分行让全行的工作人员签署了一份安全保卫责任书，在这份责任书的责任指标中提到如发生事故和案件应立即报警，全体员工要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与犯罪分子进行殊死斗争，不惜一切保护好国家资产和财产安全，并且规定畏缩不前、拱手交出国家资金和财产的要处以罚款、处分以及刑事责任。（资料来源于互连网“美亚新闻中心”钟鹭文：《姚丽：不是英雄就是狗熊？》）
一裁二审的蝉联胜出，似乎标示着法律对“礼教”的胜利。然而，姚丽目前的无奈，已经不单纯是法律的悲哀。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两级人民法院均支持了姚丽的主张而否定了建行大庆市分行的结论，是完全符合法治原则并无可挑剔的：
姚丽的行为在法律上是正当且值得肯定的，应当定性为一种紧急避险行为。紧急避险在刑法上不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在民法上不被认为是违法行为。所谓紧急避险，是指为了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用损害另一个较小的权益，以保护较大的权益免遭危险损害的行为。这一行为有三个要件：（1）须有急迫危险。（2）须为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体、自由、财产或公共财产上急迫危险而为避险行为，以较小的损失避免较大的损失。（3）须避险行为不超过必要的限度。
姚丽作为一个纤纤弱女，面对持刀的劫匪扬言“不开箱就杀了你”，不可谓不是面临“急迫危险”；交给持械抢劫银行的歹徒区区1万3千余元钱款，而保住了保险柜内25万元现金和公章、票据，自然无超过“必要限度”之虞。唯一或许还不得不讨论，但实际上确实不应当是一个问题的问题是：姚丽是否以较小的牺牲维护了较大的利益：
如果可以假设，我们试图假设一下（事实上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残忍的）：姚丽不是巧妙的与歹徒周旋，而是临危不惧，挺身抗争，以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首英雄的赞歌（这样的词句几十年来已经频繁亮相于广播、报纸等全部大众传媒，以至我们如此的耳熟能详）。我们已无需假设在此种假设下，其余两名储蓄员和银行钱款的命运，假设向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姚丽以自己的生命保住了一万三千元钱款，是不是就是一种最佳和唯一的选择。这涉及到姚丽个人的生命权和国家财产权（按照通说，建设银行作为国有企业，其财产由国家享有所有权）的价值衡量问题。
生命无价，似乎在文学抒情上是无可挑剔的，在市民社会也是一条无可辩驳的真理。但是从政治国家的角度出发，得出生命权永远高于财产权的结论，显然也有失冷静。“生生大德”，保护生命是社会正义的第一原则，在这个原则面前，其他所有的理由都黯然失色。同时，生命的死亡不同于财产的损失，具有不可补救性。因此，生命价值在市民社会永远处于优先地位。比如船舶在航行中因救助人命而误期或对货物造成其他经济损失，不承担责任。在船舶优先权项目中，船舶在营运中发生的人身伤亡的赔偿请求权优先于财产损害赔偿的请求权。（邓瑞平．《船舶侵权行为法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0．）同时，救助海上遇险之人命通常作为强行法规范（例如《英国商船法，1995》，Article3，PartⅡof Schedule 11，参见杨良宜．《海事法》．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9,382．），并不得主张经济报酬。但是数额特别巨大或者至关重要的国有财产为国运民生之所系，也是国家保障个体人权的物质基础，比如国家在战时为了保障对军需物资的所有权，要求军人的生命权服从国家的财产权似乎是一个法理上没有争议且法律上各国通行的做法。我国《刑法典》就将“战场上贪生怕死，自动放下武器投降敌人”，“战时临阵脱逃”规定为“军人违反职责罪”加以处罚。此乃政治国家的法与市民社会的法之差异使然。对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财产与个人生命权的衡量，国家的刑事和行政立法有时不能对此做出硬性规定，企业的自主立法（企业的自主立法构成法的渊源，参见：吴春香、陈朝晖．《论企业管理之法治化》[J]．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1）67．）强调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似乎在一定的限度内也是可以接受的。这虽然是市民社会价值取向的例外，但或许解释为企业的社会责任也未尝不可，而且市民社会向政治国家的渗透也可合理运动而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下列前提是必须存在的：第一，此类企业的自主立法必须要经民主程序，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方能生效。因为这不是企业剩余控制权的问题，而是事关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如果广大职工都认为保障特定重大财产的安全确实较个人生命安全更加重要，这是全体职工乃至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那么将此作为制度确立下来也无违法之虞。当然其是企业员工协调意志而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只能以软法（SOFT LAW，是指法律拘束力比较弱的法律）的形式存在。而不经民主程序，由少数人作出对多数人的产生效力的规范，则不但是对群众路线的背离，也是对法治的破坏，对人权的践踏！第二，重要财产，应当限定在严格的范围内，即必须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不可或缺，也无可替代，决不能以一个“国有财产”的名头将鸡毛蒜皮也计算在内。第三，英勇斗争不是无谓牺牲，必须有避免或挽回重大损失的现实可能。第四，企业自主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的法发生冲突，不得剥夺企业员工基于法律而享有的“紧急避险”之法定权利，否则即为无效。而建行大庆分行要求员工在决无生望的情况下为一万三千元的财产利益而生死相搏，显然不具备上述前提，是极不人道也难说公道的。如果说我国公民的生命权竟然不及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财产权，恐怕要得出中国人牛马不如的结论。依照此逻辑，严重失职、有负党和人民重托的银行行长杨日新，其价值几何自不待言。
之所以存在生命权和财产权这样的称谓，是因为生命和财产都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所以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在市民社会当然以生命权优先，但在政治国家，法律侧重保护哪方面的权利，最终需要考量的是其背后所蕴含的利益——是利益的大小，而不是利益的归属。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谬论。试问难道集体利益不是由个人利益构成（虽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累加）？集体利益只有通过关注个人利益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片面强调为了集体利益，个人应当无条件的做出牺牲，而不考虑利益的大小，其结果是集体利益的总量有减无增，无论从哪个角度考察都是不经济的，当然也是非正义的。显而易见，即使政治国家，也不能一概的将财产利益置于生命利益之上，否则也可能发生对正义的背弃。
战时的军需物资，是战争成败的关键所在，是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因此它值得用鲜血和生命去维护。但是，在众所周知的荒唐年代，一位青年为了抢救被激流冲走的一粒稻谷，而“光荣牺牲”，只因为那是集体的稻谷，该青年便被树立为学习的榜样。这个故事曾经激励过一代人，其中渗透着的无知和愚昧，还有残忍和血腥，令人想来不胜唏嘘。然而即使今天，仍然没有走出这个怪圈和阴影。据一位朋友撰文说，其读小学的侄儿所在的学校老师问同学们：如果遇到洪水，是抢救学校价值几百元的电视机还是抢救自家几千元的电脑，几乎全班所有同学都答抢救学校的电视机，唯有该小儿答曰先抢救自家的电脑，随后再给学校买台电视机。没想到该回答竟然还是招致老师的批评，曰：心中没有集体！这个故事，虽然没有“舍身救稻谷”极端，但其逻辑却同出一辙。集体的利益再小，也比个人至关重要的利益为大。这个逻辑从经济学上来说是显然不成立的，至少以该小儿的做法，对集体利益无损，亦可满足个人利益。这样一个利己利他的选择，不知怎么就成了没有集体主义观念。难道在可以减少损失的情况下，无谓的扩大损失就成全了集体主义的宗旨么？这样的道理小学生都很清楚，相信有理智的成人不会有人不明白。上世纪80年代末刮起的“学赖宁”的热潮，当时本文作者作为一名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小学生（当时作者已经通读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数百万字），对此便十分困惑不解：难道救火不应当由专业的消防队来进行么？一个初中生，挥舞一根树枝，对伟大而壮丽的救火事业可以贡献多少力量？难道这样的牺牲精神是值得推广的么？可惜作者的观点没有人理睬，皇帝的新装依然被心怀各种目的的成人吹捧和赞颂，乃至1994年4月，辽宁省瓦房店市许家屯镇东马屯小学对面的山上发生山火，十几名六年级小学生争先恐后去救火，结果，８个孩子葬身火海。而事后据有关部门评估，那场山火烧毁的都是荒草败叶和不成材的杂木，根本没有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由此，大连市终于将“中小学生不得参与救火”明文下发，多少反映出认识和立法的进步。然而，这样明显的道理，难道只有透过鲜血的折射才可以感知么？
爱国，爱集体也许是天经地义的，一定的“付出”和“奉献”也是爱的必要表达，但不是只有“割肉饲鹰，舍身饲虎”才是真正的爱。奉献也许不当谋求回报，但不能没有价值。本文作者的女朋友，总是三天两头给作者下达各类工作任务，要求作者毫不迟疑的效犬马之劳。先是满足她自己的奇思异想，后来发展到与她有交往的一干人等的鸡毛琐事。总之要求作者必须对这些毫无意义又劳神费力的付出乐此不疲，才能表明作者对她的爱意。我们知道“爱”不是“烽火戏诸侯”或“一骑红尘妃子笑” （杜牧《过华清宫》），也不是单方面的无条件付出。给褒姒、玉环等绝世美女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当然不公，但她们恐怕确实不如唐太宗的长孙皇后贤良。同样，国家要求其国民爱她，这种对爱国精神的解读也不能是“空见蒲桃入汉家” （语出李颀《古从军行》, 汉武帝时为了求天马（即今阿拉伯马），开通西域，乱启战端。当时随天马入中国的还有“蒲桃”和“苜宿”的种子，汉武帝把它们种在离宫别馆之旁，弥望皆是，然而其代价却是“年年战骨埋荒外”）。贺卫方教授指出：“银行里的国家利益不仅仅是金钱，职员的生命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来源于互联网“上海劳动律师在线” 《北大法学博导贺卫方谈姚丽事件》）所以国家在要求其国民爱国的同时，也要负起保障国民生命安全的责任和使命，而不能单方面的要求其国民“应将性命逐轻车” （李颀《古从军行》）。好在本文作者乃一介布衣，女朋友任任性，耍耍小孩子脾气，迁就一下也不会背负“红颜误国”的骂名。可是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如果也任性起来，也来点孩子气，那麻烦可就大了：其结果是国民的幸福和自由无从谈起，国家也将在病态中扭曲其栋宇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