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信赖推定之证成——欺诈市场理论局限性的克服


关键词: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信赖/欺诈市场理论/相关性/知情交易者/非知情交易者
内容提要: 信赖要件在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成立中至为关键。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实现投资者对信赖的个别证明尤为困难。欺诈市场理论解释力的局限促使我们在侵权责任的逻辑脉络中探寻替代个别考察信赖要件的路径，从而为信赖的推定寻找正当化依据。侵权的“相关性”结构以及信赖的“相关性”本质提供了分析的起点。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理论模型解释了投资者权利受损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的“相关性”，进而解答了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对信赖要件作特殊处理的根据。


“信赖”是普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证券虚假陈述案件中，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信赖的证明尤为困难。举证难度使得该项证明责任的承担往往意味着事实上的败诉结果。然而，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首先是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一种，应该因循侵权责任的分析逻辑。直接从保护投资者的立场导出信赖的推定难以获得正当性，也就难以逃脱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沦为投资损失保险的质疑。与之相关的是，贯彻信赖推定，使得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除了对明知虚假陈述的投资者可推翻其信赖推定之外，虽对证券信息毫不知情，但因虚假陈述所造成的股价异动遭受投资损失的投资者，是否应与实际依赖虚假陈述做出投资决策的投资者获得相同评价？

一、欺诈市场理论及其解释力的局限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asic Inc. v. Levinson.一案中对欺诈市场理论的采纳最终确立了该理论在证券欺诈案件中的地位。欺诈市场理论依附的前提是效率资本市场假说，该说主张成熟市场中的股票价格是所有关于该股票的重要、可得信息的充分反映。因此投资者可以完全信任市场定价的准确性、公正性。欺诈市场理论进而认为虚假陈述扭曲了市场的定价过程，使错误信息反映在股价中，在愚弄了市场的同时也愚弄了对市场定价深信不疑的无辜投资者。这样，要求投资者证明对虚假陈述的直接信赖就显得多余。被告只有通过反证虚假陈述并未扰乱证券价格或者原告并不相信该陈述，其进行交易是基于与被告无关的其他原因方能推翻该推定。

欺诈市场理论借助效率资本市场假说，通过将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信赖解释为投资者对市场定价的信赖，正当化了对投资者信赖的推定，其重大贡献在于破解了投资者个别信赖证明的难题，便利了集团诉讼的进行。[1] （P167）然而，对欺诈市场理论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最为有力的批判来自对真实的投资策略的观察。“购买证券的投资者采用了以下两项策略中的一种：一是创设分散投资组合以规避投资于特定公司的风险；二是试图拣选受低估股票以‘击败市场’。在后一种情况下，投资者实际上赌定他们购买证券的市场是无效的。”[2] （P925）这样，欺诈市场理论中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变得不确定了。不仅如此，欺诈市场理论的前设也开始动摇。“一些学者对‘有效率资本市场假说’提出了质疑，提出了其他一些新的理论，如‘行为金融学’理论、‘噪音交易’理论、‘预期差异’理论等等。”[3] （P112）

同时，欺诈市场理论有其适用的特定市场条件。“从理论上讲，欺诈市场理论适用的市场条件只能是半强式有效市场。因为，强式市场假定股票价格已充分反映了所有信息，……因而无论被告是否披露虚假信息，证券市场的股价均不可能被歪曲。而在弱式市场上，股票价格只反映了历史信息，而对现存公开信息并无充分的反映，因此无论被告是否有欺诈行为，都不足以影响股票价格，投资者均无权依赖股票的市场价格。”[3] （P112）我国大陆股市整体上已达到弱势有效，尚未达到半强式有效。[4] （P39） [5] （P39）这便成为借鉴欺诈市场理论的障碍。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8条、19条对信赖要件也作了推定处理，被告只有举证证明原告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投资才能推翻这一推定。“这一规定是以‘欺诈市场理论’为基础的，至少受到了‘欺诈市场理论’的影响。”[3] （P113）既然欺诈市场理论在解释我国内地证券市场的问题上作用有限，就必须寻找一种依据来解释对信赖要件所作的特殊处理。

欺诈市场理论试图借助效率资本市场假说来证成投资者对市场价格的信任，进而推定其对虚假陈述的信赖。当效率资本市场假说受到质疑或者市场的有效性不足，该理论便丧失解释力。同时，欺诈市场理论忽略了投资者以及投资策略多元化的客观事实，投资者对市场的普遍信任只是理论上的一厢情愿。

二、信赖的“相关性”本质

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首先是侵权责任的一种。探寻替代个别考察投资者信赖的路径，我们只能首先回归到侵权责任的理论脉络，追问信赖在虚假陈述侵权中的本质、功能是什么，为什么信赖成为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关于侵权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不仅是侵权本质的科学还原，在此基础上还能够指明发掘信赖要件本质的进路。Benjamin C. Zipursky教授以及John C. P. Goldberg教授发展了这一富有意义的理论框架，他们分析了侵权的“相关性”（relationality）结构，即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权利受损之间存在“相关性”，并认为“相关性”是侵权的本质特征。[6] [7]

第一，“相关性”这一特征在更大的程度上是描述性的，它契合了判例法中各种侵权诉讼的样态，即除非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与原告“相关”的侵权行为，除非原告自身的权利在这一侵权行为中受损，否则即使由于被告侵犯第三方的权利而使原告间接受到损害，原告也无法胜诉。诽谤中的“针对”要件、财产侵权中的“占有权益”要件、过失中的“义务”要件，这些要件无一例外地是被告行为与原告权利受损之间的“相关性”在特定侵权类型中的表达。[6] （P11-24）正如在美国侵权法历史上的著名案例Palsgrafv. Long Island R. R. Co.中卡多佐法官所言，“原告必须证明针对她的一项侵权行为，也就是说，对她自己的权利的侵犯，而不仅仅是一项针对其他人的侵权行为，也不仅仅是行为的错误之处在于其社会危害性而不是对某人的侵犯。”（注：162 N. E. 99，100 （N. Y. 1928）.）

第二，侵权诉讼赋予私人通过公权力对侵权行为人施加责任的“权力”和“特权”[6] （P80-81），当且仅当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权利受损存在“相关性”，才能触发这种“特权”。“我们的制度通常禁止私人和公权力对抗某一个人。但是，当公权力认可一项私人诉权时，它便赋予该个人通过公权力的强制系统对抗他人（剥夺其财产或强制其以某种方式行为）的权力与特权。……个人被授予此种权力以对抗被告的条件是：只有当依据法律她遭受被告侵犯时，只有当她自己的法律权利遭受被告侵犯时。”[6] （P5）侵权责任的准惩罚性解释了为什么会有“相关性”的要求。对抗他人的私人诉权本质上是依据法律对遭受他人侵犯的回应，因此只有在被告针对原告实施了法律上的侵权行为进而侵犯了她的法律权利时才是存在的。[6] （P5）

与侵权“相关性”结构对立的是侵权法的工具论主张（主要是法律经济学）。工具论者将侵权法规则视为责任规则的集合，将侵权责任规则建立在实现某种社会目标的价值取向之上，从而在侵权责任的成立上淡化了被告侵权行为与原告权利受损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原权利被解读为依据责任规则，何种损害将获得救济；义务则被解读为依据责任规则，何种行为将招致责任。由此，“法官判决案件时应该专注于怎样的责任规则能够产生社会可欲的结果，尤其是有效率的结果。从它将原权利的内容简化为救济权利（或诉权）的内容来看，这种看法是简化论的。由于它宣称诉权（和责任规则）的规范基础在于其作为达致社会效益的工具的能力，它又是工具主义的。”[6] （P44）

任何理论在某一特定情境之下、在面对某一特定问题时都有其存在价值，侵权法的工具论往往可以为某些疑难侵权案件提供一种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注：例如著名的“汉德公式”。）。尽管存在解决问题的效用，侵权法的工具论并不具有揭示侵权本质的解释力，因为“原权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是侵权法规则的常态。首先，责任规则是侵权法规则的唯一成分吗？实际上，除了责任规则，关系指令（relational directives）也是侵权法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虚假陈述侵权责任规则禁止欺诈他人；过失侵权责任规则禁止违反为避免伤害他人而应承担的注意义务；诽谤侵权责任规则禁止诋毁他人；殴打侵权责任规则禁止对他人人身的伤害；侵入土地侵权责任规则禁止使用或占有他人的土地……这些法律规则中的每一项不仅包含责任规则也包含具有指示效力（directive force）的法律规范。而且在每一个案中，规范的结构都是关系性的，而不是单向的。”[6] （P60）关系指令对应了“原权利—义务”这一社会生活规范的本来结构，无论是从社会常识还是从法律逻辑的角度，都是评价侵权责任的基础。

其次，哈特认为，“当一个社会群体有某种行为规则时，这一事实就为许多密切相关但却不同类型的主张提供了机会。因为就规则来说，有关的可能是：或者仅仅作为一个本人并不接受这些规则的观察者，或者作为接受这些规则并以此作为指导的一个群体成员。我们可将这些主张分别称为‘外在观点’和‘内在观点’。”[8] （P90）“外在观察者可能以观察到的规律性为基础，将偏离和敌视反应联系在一起，并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偏离这一群体的正常行为将受到敌视反应或惩罚，且可估量其可能性。”[8] （P91）“外在观点，……所不能复制的是：规则在通常是社会多数的人们的生活中作为规则而发生作用的方式。这些人……把它们作为社会生活行为的指南，……违反一个规则不仅是预测敌视反应将随之而来的基础，而且是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理由。”[8] （P92）

侵权法的工具论本质上就是一种“外在观点”。这是因为，作为其立论前提，侵权法的工具论将侵权法规则化约为关于“敌视反应”的规则——责任规则，它关注的不是权利人的原权利，而原权利、义务正是构成“社会生活行为指南”的要素，是采取“敌视态度”——侵权责任的一般理由。这也就决定了由侵权法的工具论发展出的侵权法规则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不可能通过成员的“内在观点”，而只能借由成员的“外在观点”。通过提供“偏离”与“敌视反应”之间的“规律性”，形成成员对“敌视反应”、“惩罚”的预测，来达到预防侵权行为的目的。同时，这一逻辑甚至可以容纳成员在侵权行为与“敌视反应”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做出仅仅是符合个体经济理性的选择，因为此时侵权法的工具论没有提供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生活行为指南”以及“采取敌视态度的理由”。因此，侵权法的工具论虽然为特定的侵权案件提供了解决方案，它无法还原社会生活的原貌以及侵权的本质。哈特对义务性规则内在方面的分析表明，侵权法的工具论无论其立论前提还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运作机理都不可能使之成为侵权法的常态，也就不能提供发掘侵权本质的合理进路。

侵权法规则作用于人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责任的威慑，而是通过关系指令指导成员的行为。成员行为所招致的侵权责任，其机理不在于成本收益的计算，而是该成员的可责行为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对其他成员原权利的侵犯。关系指令的真实存在与义务性规则的内在方面说明侵权法规则并不能化约为责任规则，侵权法规则作用于社会的机理并不仅仅在于权衡算计，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侵权法的工具论主张。更重要的是，它印证了侵权的“相关性”结构所依存的“原权利—侵权行为—侵权责任”这一侵权法规则的常态衍生路径以及完整逻辑脉络，而这一链条的节点正是“相关性”。

侵权的“相关性”结构为信赖要素本质与功能的发掘提供了指引。“信赖要素正是‘相关性’在欺诈侵权中的表达。它确保当欺诈案件中的原告寻求救济时，只有证明被告欺骗了她，才能够胜诉……信赖要件使欺诈侵权成为一项真正的侵权。”[9] （P1014）信赖要件的“相关性”本质与功能成为在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中替代个别考察信赖要件的侵权法上的逻辑起点。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如果可以发现证券虚假陈述中业已普遍存在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就可以替代投资者对证券虚假陈述的个别信赖，信赖要件的个别证明也就丧失了必要性，法典中的“信赖推定”就会获得证成。

三、证券虚假陈述中的“相关性”

替代对信赖要件的个别考察，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个体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对证券市场中原本丰富、多元的交易图景做笼统、武断的解读。恰恰相反，它的工作前提在于细致把握个性化的证券投资者策略，类型化地还原证券市场交易场景，从而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正当性。这是因为，“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也是各种价值的最终归宿。”[10] （P7）将证券市场还原为个体投资者的交易策略并予以类型化将为“相关性”的分析提供有效路径。

证券市场的交易者可分为五类：内部人（insiders） （基于他们与公司的密切关系可以获知内幕信息，他们也具有为这些信息定价的知识与能力）、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 traders） （无法接近内幕信息，但他们愿意也能够调动资源收集与分析信息，以此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流动性交易者（liq-uidity traders） （他们的投资反映了在储蓄与消费之间的资源分配，由于不情愿花费资源持续地收集与分析新信息，理性交易者采取了购买并持有股票组合的策略）、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s） （非理性地行为并运用不同的投资方法，他们往往自以为是，自认为占有了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他们盲目跟风、追随谣言以及没有经济理性的投资策略，或者因循与信息交易者一样的路数，却远没有信息交易者有效率）和做市商（marketmakers） （向投资者报出某些证券的买卖价格，并在该价位上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在某一证券的供求上，他们消息灵通；在特定的公司信息上，则逊色于信息交易者）。[11] （P722-726）这一分类立基于观察不同交易者围绕证券市场的核心问题—— “信息”所采取的不同交易策略，接近经验现象。但正是由于它对经验现象的趋进所造成的较低的抽象程度，使得我们很难就此分析证券市场中交易者的互动结构，进而发掘证券市场的作用机制、运行机理。这就大大降低了该种分类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抽象的“逻辑的理念类型”，“‘逻辑的理念类型’虽然也是由经验中得来，但以其‘纯粹’的形态而言，经验现象中未必有其适例。较诸迄今考察过的类型，此种类型比较是思考的创作，于此涉及的是一种模型的观念，其系借强调个别的——实际观察而得的——特征以及，摒弃其他的特征而得者，其目的在于供作比较的标准。”[12] （P338）“借助模型使其各该‘典型’流程更为清晰，借着与‘纯粹的’类型相比较，更能理解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混合形式。”[12] （P339）

知情交易者（informed traders）与非知情交易者（uninformed traders）（注：这一分类方法以及基于此对证券市场交易者互动结构的分析，参见AnatR. Admati and PaulPfleiderer，ATheory ofIntradayPatterns：Volume andPrice Variability，The Review ofFinancial Studies1 （1988）.不过，该文将与informed traders相对的证券市场交易者称为“liquidity traders”，显然，这里的“liquidity traders”和上述五类交易者中的“liquidity traders”内涵不同。）就是这样的“逻辑的理念类型”。它以证券市场中的信息为基点（注：证券的特性决定了信息在证券市场中的核心地位。证券是一种典型的“信任”商品。“信任”商品即“商品的内在品质难以通过勘查或使用来指示，而只能依赖于出售者提供的信息”。“证券本身并无实质的经济价值，它只是远离实际投资、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符号，其价格只不过是对资本未来收益的货币折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特性，使得证券投资人对证券价值的判断，必然依赖于发行人所提供的信息。”参见于莹：《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剥离了内部人、信息交易者、流动性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做市商五类证券投资者在应对证券信息问题上方式、程度的差异性，将证券市场投资者类型化为纯粹的、极端的两类投资者。这种类型化如同我们忽略人性的复杂，以纯粹的“善”、“恶”标准将人极端地区分为“好人”、“坏人”，虽然随着社会阅历的丰富，我们会认识到这一分类的幼稚与片面，但它的确提供了一种认识人性的原初而有效的方法。将证券市场投资者类型化为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也是背离经验现象的，比如它难以涵括上述五类交易者中的内部人与信息交易者的区分（这一区分往往意义重大），也很难给出噪音交易者的定位。但作为经验现象的抽象与凝练，它使证券市场运行的“‘典型’流程更为清晰”，也使我们“更能理解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混合形式”。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分工与互动揭示了证券市场的运行原理。知情交易者的交易建立在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基础之上，他们的交易缩减了证券价格与价值的偏差，使证券价格趋于精准，因此这一类型交易者的存在促进了证券市场的效率性。非知情交易者的典型交易方式是分散的投资组合，他们的交易决策不是基于信息，而是基于储蓄与消费的转换或是其他原因，这一类型的交易者的存在促成了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非知情交易者所促成的流动性是知情交易者交易的前提条件，知情交易者所促进的效率性使非知情交易者在节省了获取、分析信息的成本的情况下得以相对精准的价格进行交易。

欺诈市场理论下的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评价中，对信赖的推定将为知情交易者、非知情交易者因股价异动造成的投资损失提供救济。欺诈市场理论在解释此问题上存在难以克服的两个局限。其一，欺诈市场理论依附的前提是效率资本市场假说。投资者对市场定价的信赖被用来解释和证成投资者对虚假陈述的信赖，从而正当化了对投资者信赖的推定。在知情交易者与非知情交易者的理论模型中，知情交易者所采取的拣选被低估个股、发掘价格背离价值的投资机会的策略表明，他们并不信任市场定价；非知情交易者购买股票组合的行为也难以证明他们对市场定价的完全信任。其二，欺诈市场理论适用于半强式有效市场，特定的适用条件排除了欺诈市场理论在广泛存在的弱式有效市场中的功用。那么，忽略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评价，是否存在对非知情交易者保护的一般正当性？
中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协定


（天津轻工项目）
（签订日期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借款人”）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银行”）于１９８９年９月８日签定本协定。
　　鉴于（Ａ）借款人对本协定“附件２”所述的项目的可行性和优先性感到满意，要求银行就本项目予以资助；
　　（Ｂ）天津市政府已批准“纺织印染、造纸和包装行业的发展规划和战略”；以及
　　（Ｃ）在借款人的资助下，本项目Ｂ．１部分将由天津市政府执行，项目的Ａ和Ｂ．２部分将由中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投行”）执行，作为这种资助的一部分，借款人将根据下列规定，向天津市政府提供本贷款资金；
　　鉴于银行同意，特别是以上文为基础，按照本协定以及银行在同一日分别与天津和投行签定的项目协定中规定的条件和条款向借款人提供本贷款；
　　本协定缔约双方现协议如下：

　　第一条　通则；定义
　　１．０１节　１９８５年１月１日《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及担保协定通则》以及本协定附件５对该协定（“通则”）的修改，是构成本协定整体的一部分。
　　１．０２节　本协定中使用的词汇，除上下文另有要求外，其词义均按“通则”中的定义解释，下列新增措词，则有以下词义：
　　（ａ）“章程”系指由借款人的国务院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４日批准的中国投资银行章程；
　　（ｂ）“投行”系指中国投资银行，一个按其章程建立的国营企业；
　　（ｃ）“投行项目协定”系指在本协定签订的同一日银行与投行签定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项目协定所有的补充协议在内；
　　（ｄ）“合格的工业分部门”系指根据银行和天津市政府之间的项目协定中附件２第５节规定的，双方同意的轻工业分部门；
　　（ｅ）“外币”系指借款国货币外的任何一国的货币；
　　（ｆ）“限额下分贷款”系指符合银行与投行之间的项目协定中附件１第２（ｂ）节限额下分贷款规定的一笔分贷款；
　　（ｇ）“投资企业”系指投行准备发放或已经发放一笔分贷款的企业；
　　（ｈ）“投资项目”系指投资企业使用分贷款资金，在合格的工业分部门进行的特定的技术改造项目；
　　（ｉ）“贷款程序”系指借款国的财政部在１９８３年４月２日批准的投行的贷款程序（试行）；
　　（ｊ）“优先子项目贷款”系指一笔子项目贷款，其定义分别见借款人与协会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签订的工业信贷项目的信贷协定中的１．０２（ｅ）（ｉ）节，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签订的第二个工业信贷项目的信贷协定中的１．０２（ｅ）节，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６日签订的第三个工业信贷项目的信贷协定中的１．０２（ｆ）节以及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６日签订的第四个工业信贷项目的信贷协定中的１．０２（ｆ）节；
　　（ｋ）“人民币”系指借款国的货币；
　　（ｌ）“业务指导方针”和“开发政策说明”系指分别由投行董事会在１９８６年７月批准的业务指导方针和开发政策说明；
　　（ｍ）“子公司”系指投行，或投行的一个或几个子公司拥有或者有效控制其大部分具有表决权的在外股票或其他业主权益的任何企业；
　　（ｎ）“转贷协定”系指天津市政府与投行根据天津项目协定２．０２（ａ）节所签署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转贷协定所有附件在内；
　　（ｏ）“子项目贷款”系指投行用转贷协定项下的资金向投资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或准备进行的贷款；
　　（ｐ）“补充条例”系指投行董事会在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６日批准的“中国投资银行章程的补充条例”；
　　（ｑ）“天津项目协定”系指银行与天津市政府在本协定签订的同一日所签署的协定，该协定同样可以随时修改。此词义也包括项目协定所有的附件在内；
　　（ｒ）“天津专用帐户”和“投行专用帐户”系指根据本协定２．０２（ｂ）节所设立的帐户。“设立专用帐户”指天津专用帐户和投行专用帐户，“专用帐户”指诸专用帐户中的任何一个。

　　第二条　贷款
　　２．０１节　银行同意按照本贷款协定所规定的和提及的条款和条件，向借款人提供一笔以多种货币计算，总额相当于一亿五千四百万美元（＄１５４，０００，０００）的贷款。
　　２．０２节　（ａ）此项贷款数额可根据本协定附件１的规定，从本贷款帐户中提取，用以支付（ｉ）投行已支出的（或经银行同意也可用于支付将发生），投资企业根据子项目贷款需从贷款帐户中提取的用于支付投资项目所需的货物及服务的合理费用；（ｉｉ）子项目贷款项下投资企业所需的建设期利息；以及（ｉｉｉ）本协定附件２所列的应由贷款款项支付的已支出的（或经银行同意也可用于支付将发生的）本项目Ｂ部分所需的货物及服务的合理费用。
　　（ｂ）为实现（ｉ）本项目Ｂ．１部分；和（ｉｉ）本项目Ａ和Ｂ．２部分的目标，借款人应以世行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在银行开设并保持二个世行可以接受的美元专用帐户，即天津专用帐户和投行专用帐户。该专用帐户中款项的存入和支出，均应符合本协定附件４的规定。
　　２．０３节　提款截止期应为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或由银行另行规定更晚的日期。对于更晚的日期银行应及时通知借款人。
　　２．０４节　对于尚未提取的贷款本金部分，借款人应按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三（１％的３／４）的年率，及时向银行交付承诺费。
　　２．０５节　（ａ）对于已经提取、尚未归还的贷款本金部分，借款人应按照每一利息期的利率及时付给利息。该项年利率应为前一个半年期所确定的合格借款成本加上０．５％（１％的一半）。在本协定２．０６节所规定的每一日期，借款人应支付未偿还贷款本金在前一个利息期内所产生的利息额，该利息额是按照该利息期内所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个半年期终了后，将该半年期的“合格借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在本节中使用的：
　　（ｉ）“利息期”系指本协定２．０６节中规定的从每个日期前刚结束的六个月时期，利息期自本协定签定日所在的“利息期”开始。
　　（ｉｉ）“合格借款成本”系指于１９８２年６月３０日后银行已经提取而未清偿的借入款部分，该笔成本费用由银行合理确定，并以年利率来表示。银行的借入款部分不包括银行分配给下列资金的这类借入款或部分借入款：（Ａ）银行的投资部分；（Ｂ）银行在１９８９年７月１日以后可能发放的，其利率不是根据上述（ａ）段的规定确定的贷款。
　　（ｉｉｉ）“半年期”系指以日历年计算的前六个月或后六个月。
　　（ｄ）当银行至少提前六个月通知给借款人银行所规定的日期时，本节（ａ）（ｂ）和（ｃ）（ｉｉｉ）段将如下所述进行修改：
　　“（ａ）对于已提取尚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借款人应按每一季度的利率及时交付利息，该利率为前一季度所确定的合格借款成本加上０．５％。在本协定２．０６节所规定的每一日期，借款人应支付未偿还的贷款本金在前一利息期内所产生的利息额，该利息额是按照该利息期内适用的利率计算的。”
　　“（ｂ）银行应根据实际可能，在每一个季度终了后，将该季度的‘合格借款成本’通知借款人。”
　　“（ｃ）（ｉｉｉ）‘季度’系指从日历年的１月１日、４月１日、７月１日及１０月１日开始的三个月时期。”
　　（ｅ）尽管有本节（ａ）段的规定，开始于１９８９年上半年的利息期的利率为７．６５％。
　　２．０６节　利息和其他费用应每半年交付一次，交付日期为每年的四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２．０７节　借款人应按照本协定附件３规定的分期还债表，偿还贷款的本金。

　　第三条　项目的执行
　　３．０１节　（ａ）借款人对为实现本协定附件２中规定的本项目的各个目标予以承诺，因此，除了无任何限制及约束地履行本贷款协定中规定的其他义务外，还应：（ｉ）促使天津市政府和投行履行天津项目协定和投行项目协定中规定的他们应承担的一切义务，并应采取或促使采取一切行动，包括必要或适当地提供资金、设施、服务和其他资源，使它们能履行这种义务，以及不应采取或允许采取任何妨碍或干扰履行这些义务的行动。（ｉｉ）促使天津市政府能使投资企业在向投行偿还其分贷款时，能以人民币换到足够数量的外汇。
　　（ｂ）借款人应以银行满意的条款和条件将本贷款资金转贷给天津市政府。
　　３．０２节　除非银行另行同意，采购项目所需的并将由本贷款资金支付的货物和劳务应根据天津项目协定和投行项目协定附件２的规定办理。
　　３．０３节　银行与借款人特此同意应由（ａ）天津市政府根据天津项目协定２．０４节履行与本项目Ｂ．１部分有关的；（ｂ）投行根据投行项目协定２．０４节履行与本项目Ａ部分和Ｂ．２部分有关的“通则”第９．０４节、９．０５节、９．０６节、９．０７节、９．０８节和９．０９节（分别关于保险、货物和服务的使用、计划和日程表、记录和报告以及维修和土地征用等节）所规定的义务。

　　第四条　财务和其他约文
　　４．０１节　（ａ）对于根据费用清单需从贷款帐户中提款支付的所有费用支出，借款人应当：
　　（ｉ）按照健全的会计核算程序，保持或促使保持反映上述支出的记录和帐户；
　　（ｉｉ）保证所有证明上述费用支出的记录（合同、订单、发票、帐单、收据和其他文件）一直保留到银行收到最后一次自“贷款帐户”提款的那一个财政年度的审计报告后，至少再保留一年；
　　（ｉｉｉ）使银行的代表能审查这类记录。
　　（ｂ）借款人应当：
　　（ｉ）由银行可以接受的独立审计师，按照一贯运用的适当的审计原则，对本节（ａ）（ｉ）段中提及的每一财政年度各种记录和帐目包括专用帐户进行审计；
　　（ｉｉ）在上述审计师完成审计后尽快，最晚不迟于被审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向银行提供审计报告。审计报告的范围和详细程度依银行的合理要求而定，应包括该审计师的独立意见书，以说明在被审计年度中提出费用汇总表有关的程序和内部管理制度，是否能可靠地证明该笔款项的提取。
　　（ｉｉｉ）向银行随时提供其合理要求的与上述记录、帐目和审计有关的其他资料。
　　４．０２节　借款人应随时应银行和投行的要求，根据投行的资金成本和利润率，以及中国和国际上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投行在其贷款业务中所收取的利率交换看法。

　　第五条　银行的补救措施
　　５．０１节　根据“通则”第６．０２节（ｋ）段的规定，将补充事项规定如下：
　　（ａ）天津市政府或投行未能履行天津项目协定或投行项目协定中各自应履行的义务；
　　（ｂ）本贷款协定签字后已出现的情况所造成的一种特别形势，使得天津市政府或投行无法履行天津项目协定或投行项目协定中规定它们应履行的义务；
　　（ｃ）章程、补充条例或借款程序被修改、中止使用、取消、废除或放弃，以致实质上相反地影响投行履行投行项目协定中规定的它应履行的义务的能力；
　　（ｄ）未经银行同意，投行的业务指导方针或开发政策说明发生变动；
　　（ｅ）借款人或任何其他权力机构将可能采取的解散或撤销投行或中止投行业务活动的任何行动。
　　５．０２节　根据“通则”７．０１节（ｈ）段的规定，将补充事项规定如下：
　　（ａ）本协定５．０１节（ａ）段所述的情况，将发生并持续至银行向借款人发出通知后六十天之久；以及
　　（ｂ）本协定５．０１节（ｃ）、（ｄ）或（ｅ）段中所述的任何情况发生时。

　　第六条　生效日期；终止
　　６．０１节　在“通则”１２．０１节（ｃ）段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情况为本贷款协定生效的补充条件：
　　（ａ）借款人的国务院已批准本贷款协定；以及
　　（ｂ）天津市政府和投行已执行转贷协定。
　　６．０２节　在“通则”１２．０２节（ｃ）段的含义范围内，规定下列情况作为补充事项，同时将被包括在准备向银行提供的法律意见或法律意见书内：
　　（ａ）天津项目协定已得到天津市政府的正式批准或核准，其中条款对天津市政府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ｂ）投行项目协定已得到投行的正式批准或核准，其中条款对投行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ｃ）转贷协定已得到天津市政府和投行的正式批准或核准，其中条款对天津市政府和投行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６．０３节　兹确定本协定签字后九十（９０）天为“通则”１２．０４节要求的日期。

　　第七条　借款人的代表；地址
　　７．０１节　借款人的财政部长为“通则”１１．０３节所要求指定的借款人的代表。
　　７．０２节　根据“通则”１１．０１节的要求，兹确定以下地址：
　　借款人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　１００８２０
　　三里河　财政部
　　电报挂号：ＦＩＮＡＮ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用户电传号码：２２４８６　ＭＦＰＲＣ　ＣＮ

　　银行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２０４３３
　　西北区　Ｈ街　１８１８号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电报挂号：ＩＮＴＢＡＦＲＡ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用户电传号码：４４００９８（ＩＴＴ）；２４８４２３（ＲＣＡ）
　　　　　　　　　或６４１４５（ＷＵＩ）

　　本协定的缔约双方，通过其各自妥善授权代表，于上述日期在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就本协定以各自的名义予以签署，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授权代表　　　　　　　　　　　亚洲地区副行长
　　　　赵锡欣　　　　　　　　　　　Ａ．卡劳斯曼诺古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