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


卫生部关于加强中等卫生学校教学及实习基地建设若干问题的规定

1989年2月14日，卫生部

为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巩固和提高理论教学的效果，培养动手能力较强的实用型人才，解决好实习基地极为重要。在不断深化中等医学教育改革中，对加强中等卫生学校教学及实习基地建设若干问题提出如下规定：
一、中等卫生学校的教学实习基地分为附属机构、教学基地和实习基地三类，应包括县及县以上的各种类型的医院、妇幼保健院（所、站）、卫生防疫站、生物制品、药品检定等医药卫生单位，其主要任务是：
附属机构（医院、门诊部、药厂等），主要为本校各种教学活动服务，承担学生的教学、教学实习、见习和毕业实习等任务。
教学基地，承担卫生学校对口专业的教学、教学实习、见习和毕业实习任务。
实习基地，承担卫生学校毕业班学生的毕业实习任务。
二、在医药卫生单位中选定教学基地是解决教学实习问题的良好途径。教学基地的基本条件是：管理水平和医疗质量较高，设备条件较好，有能够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的师资队伍，有教学和生活用房。
教学基地根据教学任务的大小可适当增加教学编制，数量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并报当地编委审批。
具有一定教学能力和实习条件的市、区和县级医药卫生单位可作为实习基地（点）。
三、承担教学实习任务、培养合格人才是各级医药卫生单位的基本任务之一，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的单位应明确一名领导干部（业务负责人）分管，并设专人负责。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的科室亦应有专人负责或成立教学小组，在科主任（护士长）领导下，由政治、业务素质优良的业务骨干完成带教任务，基地应保证讲课教师的备课时间，在讲课期间，不宜安排值夜班。带教实习人员的时数，应计入科室和个人工作量。带教期间个人收入，应略高于同类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教学、带教和指导实习生的能力、水平和成绩，应记入个人业务技术档案，并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聘任的主要依据之一，成绩突出者应优先聘任。
四、学校应根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三基”训练项目，结合实际，制定出教学和实习计划，提前提交基地并与基地分管领导和有关科室教学小组负责人共同协商研究，妥善安排，使计划逐项落实。
五、教学实习基地应全面负责毕业实习学生的思想教育、教学安排、实习质量考核和生活管理。学校可在基地聘请兼职班主任，并适当与经济利益挂钩。学校和基地领导要定期检查基地教学情况，定期研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
六、中等卫生学校根据教学实习的需要，可派教师到基地工作。负责毕业实习的教师，基地可授予相应的卫生技术职务。基地长期在学校任教的兼职教师，学校可根据其教学能力和水平，授予相应的教学职务。教学实习基地应欢迎和支持学校各专业教师参加医院相应科室的临床实践工作，免收费用，教师在医护权限和奖金福利方面应与医院职工享受同等待遇。
七、学生实习管理费在国家尚未调整前，请参考《卫生部关于中等卫生学校经费标准的意见》中的有关规定。
八、提倡和鼓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为中等卫生学校建立附属机构。对已建立附属机构的学校，要继续加强其建设，添置更新设备，不断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办成医教结合的教学与实习基地。没有附属机构的中等卫生学校，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逐步创造条件，开办附院或门诊部，卫生行政部门应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九、有条件的地区或单位，也可试行毕业生预分配制度。由用人单位全面负责安排学生的实习和工作，并有权择优录用。学生预分配期间学校不交纳实习管理费，用人单位适当给予学生生活补助。
十、学校应采取多种形式，帮助教学实习基地培训卫生技术人员，可优先给予安排并减少收费。
学校和基地要加强联系，在学术交流、科研协作、疑难病例会诊、咨询服务等多方面进行合作。
十一、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分配高、中等医学院校毕业生时，要充分考虑基地所承担的教学实习任务的需要，应优先择优分配给毕业生。承担教学实习任务的单位允许优先选留毕业生。在计划下达卫生经费时，应根据教学实习任务大小，在经费上适当给予补助，在设备购置分配、仪器更新等方面亦应优先给予安排解决。
十二、各地应把完成教学实习任务的质量作为评选文明医院（单位）、考核科室任务承包的重要条件之一。教学实习工作所占评分比例不应低于总分数的百分之五。具备实习条件而拒绝接收实习学生的单位，不得评为文明单位，学校与有关部门可拒派毕业生。
十三、为使各中等卫生学校与教学实习基地能长期、稳定、正常地合作，各有关方面要经过协商签定协议，明确各自的任务、职责与权利，共同遵守，互相监督，保证预防、医疗、保健等业务工作和教学实习任务的完成。所签协议书应报业务主管部门备案，以便监督执行。业务主管部门应定期召开协调会议，以利总结经验，及时解决问题。
对在教学、带教和指导实习生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卫生行政部门应给予表扬和奖励。
十四、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都要把加强教学实习基地建设、提高教育质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工作日程，统筹安排，加强宏观指导与协调工作。主管医学教育工作的领导，要经常深入学校和教学实习基地，解决教学实习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了加强对教学实习基地的宏观管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统一作出规划，选定和分配教学实习基地，并与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基地统一考虑和协调，以确保各类学校的实习安排。
十五、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列入卫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在安排医院、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院（所、站）、药检所等卫生机构的建设计划时，应同时安排教学实习基地用房及相配套的其它设施，有计划、有步骤地保证教学实习所需的必备条件。
十六、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将教学实习用房纳入医院建设的总体规划，要积极创造条件，解决毕业生实习的食宿问题，使学生在毕业实习期间能够实行二十四小时住院制或参加值夜班。跨市、地招收的学生，如回到本市、地毕业实习，住宿由接收实习单位安排，如有困难时，由所在市
、地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解决。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实习生，或将实习生安排到不具备实习条件的单位实习。
十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可参照本规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实施办法。


对“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风波”的法伦理学分析

梁剑兵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虽然尚未结束，但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法制理论资源。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基本的政治和法律伦理规则必须同时合乎理性的正面和侧面，也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之间，必须建立双向互动的价值追求整合平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国家应该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

关键词；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伦理，法律，价值追求与整合

随着董建华先生宣布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二读押后”，发生在香港的“对基本法23条立法”事件就暂时告一个段落了。这样一个法案，在将来会不会得到港人的认可并且在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笔者无法预测，也无意进行预测。笔者只是觉得，对这样一个也许对中国未来法制现代化会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法伦理学不可以轻易的放过。我们必须从其中总结出一些有益于国家未来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理念和新思维，以便于大家先认可然而后认同之，为今后中国的立法提供出一些新的立法原则和初始规则，进而对国家和对人民均产生双重的教导意义，乃是法伦理学不可推卸的义务。笔者冒昧作如下归纳，企为引玉之砖。

首先：己欲，勿施于人。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说：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也不能强迫他人喜欢。这种伦理规则得以成立的的大前提是：凡是自己喜欢的，他人也喜欢；凡是自己不喜欢的，他人也不喜欢。用价值哲学的话来说，在价值评价标准相同的主体之间，该伦理规则是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合法的。但是，这规则如果实施于价值评价标准不相同的主体之间，则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也是不合法的。理由很简单：自己喜欢吃狗肉的人，是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其他人也和自己一样爱吃狗肉的！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所形成的这一伦理规则，是建立在“思想统一”的思想专制主义基础上的，因而不仅仅是片面的，甚至往往成为国家无视个体和他人价值的最合理解释工具。
在现代社会，该规则虽然因为其合乎理性的基本正面（例如狗肉不仅可食且对健康有益）而仍然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将此规则的附随规则“己欲，则施于人”运用于价值追求不同的其他国家或者本国国民，就会变成一种非法的伦理侵略。所以，我们应该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依照理性的多面性，对这一规则进行改造和补充，使之不仅仅合乎理性的正面，也合乎理性的侧面（例如豢养宠物狗的人在感情上拒绝将狗肉作为食物），进而增加其合法性。通俗的讲：国家喜欢的，民众如果不喜欢，国家就应该坚决的实施“己欲，勿施于人”主义！或者更坚决的建立一个与此规则相适应的附随规则“己所不欲，则施于己”，这其中的理性根据很简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必须接受人民意志为自己的最高意志，国家不能将国家本身的意志和人民意志完全等同起来，并且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国家意志代替人民意志。
其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向来有政治伦理上的民本主义传统，笔者也坚定不移的相信眼下作为国家化身的政府是民本主义的坚定信仰者，我们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就不难发现这一伦理传统的光辉。但是，在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中，民本主义是建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论基础上的。在古代国家看来，民众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但是民众也是愚昧无知的，尤其是当国家的价值追求和民众的价值追求发生矛盾的时候，民众往往成为国家和社会稳定的破坏者，最后也破坏了民众自己的价值追求。因此，古代国家必须将民众的价值追求统一到国家的价值追求之下，为实现这一目的，作为国家化身的君王或者政府就应该以“牧羊人”的身份自居，而民众就是“羊群”。“牧羊人”应该驱使着“羊群”去寻找甘美丰腴的水草，便是一切古代国家民本主义者的基本理想。
在现代社会，这种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一致前提下的民本主义仍然是合乎客观理性的，因而也具有基本的合法性。比如国家追求国家安全，人民追求社会的自由稳定。而欲求社会稳定和自由，前提是国家安全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以此客观理性为根据，进而推导出“人民追求的社会自由和稳定价值”应该服从“国家追求的国家安全价值”便是错误的。原因也很简单：“国家安全”和“人民自由稳定”相比较，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国家安全”只是工具价值，而“人民自由和稳定”才是终极的目标价值。所以，法伦理学认为，必须对传统的民本主义伦理观念下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进行改造，使其具有以下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理解：（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如果民众喜欢自由和稳定，国家便应该舍弃自己的既定政策，用法律制度的基本程序来满足民众的愿望；如果民众盲目的认为国家的既定政策危害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只顾及眼前自由，却忽视了长远的国家安全对自由的保障作用，国家就应该在理性的原则下设法教育民众，使民众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俗的讲，民众与政府的关系，如同股东与董事会和总经理的关系。凡是民众追求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顺应民意制定政策并执行之；凡是民众反对的，政府必须代表国家通过民主程序和舆论渠道了解民意，下情必须尽快上达，使国家逐步改变其价值追求，免得政府因不了解民意而盲目制定政策，进而损害政府的权威和管理社会的能力，从而使社会陷于混乱，人民失去自由和稳定。在以上的两个基本理解中，“（一）”表明的是政府对待民众的基本伦理规则；“（二）”表明的是民众对待政府的基本伦理规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再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虽然在贤明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人民意志的，但是仍然难免二者相互冲突的情形发生，这次“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便是这种意志冲突的一个实证。另外，还有一个国家意志符合人民意志的实证也发生在香港基本法领域内，那便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这两个事件虽然很偶然的都发生在香港基本法的具体条文上，但是却具有截然不同的事件根源：前次事件错在人民，因为人民在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法律的过程中不严谨，致使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法律漏洞，没有完整表达人民意志，从而被企图破坏香港社会自由和稳定的势力所利用，所幸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义上的政府）应香港政府的要求及时采取了立法措施，以国家的意志弥补和纠正了这一漏洞，保证了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后一个事件错在国家，在香港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比较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背景下，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不合时宜的推出保障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极强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且有关具体条款的表述容易导致“后非典”时期比较敏感的香港社会的争议。所以国家的意志便被人民的意志所否定，其原因仍然是价值追求的不一致。人民追求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纾解民困，稳定社会，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而国家则主要追求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制完善，虽然二者的立场都是合乎政治伦理的，但是，政府方面似乎颠倒了两种价值追求的相互关系。所幸的是，政府方面也很及时的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所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才发表声明宣布：“港府行政会议特别会议决定将《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押后恢复二读，并在未来一段时间加强向市民解释修订案内容。” 从而为香港社会的自由和稳定奠定了法律立法程序意义上的保障
可以说，以上两个实证的事件都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历程中最为珍贵的资源。因为，这两个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先例，为我们如何解决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不一致的问题，以及如何使用平等互动的机制在国家与人民之间整合价值追求问题，建立了一个极其具有法伦理价值的方法和技术平台，那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虽然是中国古代法家的学说，但是在今天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简单的说：（一）、以法为教。“香港基本法23条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应该、也只能够以法律的方法（例如依法申请的集会游行和示威、被法律保障的舆论自由等）去说服和教育国家，使国家尤其是国家的化身——政府极其官吏时刻牢记将国家意志隶属在人民意志之下，以人民的价值追求为国家的价值追求的目的。（二）、以吏为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事件”告诉我们：国家应该以从人民当中选拔上来的德才俱备且有政治远见的官吏为教师，去说服和教育人民不要盲从，而应该按照合乎现代法制伦理的法律制度和理性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且正确、科学和严谨的将人民意志表述在法律条文中。避免出现类似于纳粹德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以破坏社会自由和稳定为目的的“人民意志”。在这样的平台被建立并且转化为我们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以后，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便指日可待了。

最后：治大国若烹小鲜。我国先哲老子从其自然主义哲学出发，在政治上极力推崇“无为而治”，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著名论断。但是，老子提倡“无为而治”的用意不是要求国家无所事事，而是反对国家意志的恣意忘为。所以，治理大国（并非“小国寡民”）如同煎炸小鱼儿一样，不可用“国家意志”的铲子去任意的搅动“人民意志”。所以，国家为政，以不扰民和不多事为原则。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特征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在香港的有关立法活动，是比较容易与香港社会的英国式自由和法制传统发生“过敏反应”的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社会里的秩序关系，打深处就有自然练就的一环扣一环的机制，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和政府虽然可以主观地发号施令乃至用暴力强制，但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有的秩序会顽强的抵抗从而造成法制和社会混乱，反而不利于国家意志的实现。国家应该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秩序自身的变化，人民固有的传统和价值追求都会发生变化，当“安全重于自由”的价值理念被人民接受的时候，有关法案的通过便是自然而然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之时。而在这之前，国家应该下大力气做的事情就是：以客观理性和法律筛选伦理，而不是以伦理决定客观理性和法律；用法律来建设和引导伦理，而不是用伦理来实施法律和改变秩序！并以此次事件为开端，为今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创立一些新的初始规则和法律实现方法，则国家和人民幸甚！